二十年風雨崎嶇民主路, 我的學生會看見普選嗎?

我於一九五二年開始教書。早期的學生,大多超齡,很多現在都已在六十歲以上。我不會問: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但卻要問:我的學生有多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呢?我希望在遊行中看見他們。我要對四十年來教過的學生說:假如你們覺得我是一個好老師好校長,我曾教過你們懂得一些知識道理,請你們來參加十二月四日的遊行。這是給我最好的謝師宴!過去,我從未吃過你們的謝師宴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民主派在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一二•四」遊行誓師大會。我在會上說:

「那位可敬的七十八歲長者,問:『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他的年紀比我大,但我的年紀也不小了,還只欠三個月,便整整七十五歲。我不會提出與他同樣的問題。今天是誓師大會,我只向大家宣布我的誓言:我一定永遠與大家在風雨崎嶇的民主道路上前進!即使實現了普選,民主政制仍須鞏固發展,我也一定繼續與大家一起前進,直至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天。心臟停止跳動了,倘若有所謂在天之靈,也還是會與大家並肩攜手!」

年輕時,捱過飢餓,受過刺刀的威脅,身經目睹種種黑暗腐敗,渴望出現一個民主富強的祖國,香港回歸這樣的一個祖國。這已是大半個世紀之前,說來話長,暫且不提。

「二十年在野」何時說的?

一九八五年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從參加工作的第一天開始,就與李柱銘兄,為爭取一個香港回歸後的民主政制而共同努力。在香港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和推動民主運動。

八六年舉行了第一次高山大會,首次把支持民主的朋友集結起來,通過了一百九十人簽署的「一九○方案」,訂出了八八年立法局議席要有一半直選產生的爭取目標。八七年再舉行第二次高山大會,議決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作為領導和推動民主運動的組織。不久,召開了爭取八八直選的維園群眾大會。

為了抗衡,工聯會稍後也在維園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喊出了「只要飯票,不要選票」的口號。聽到這個口號,我心裏很感覺到悲涼:怎麼自號最先進的階級,竟然喊出這樣的口號,不顧人的尊嚴,自貶為只求填滿肚子的動物呢?不知今天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工聯會代表,是否還記得喊過這樣的口號?

八七年秋,民促會派出八名代表,包括楊森、李永達、何俊仁、張文光、馮檢基、朱耀明、麥海華和我,前往北京,會晤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提出港人的民主訴求。李後很懇切地與我們交談,並設宴款待。他說: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山東打游擊,擔任報紙記者,民主也是他年輕時的理想,所以回歸後香港會有一個民主政制是不成問題的。他還說到:建國後,日本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展覽會,掛出了日本的太陽旗。他一看見,就想起日軍的姦淫擄掠,流下眼淚來,感情上無法接受。

交談和晚宴後,大家興奮得不願回酒店休息,在天安門廣場上散步談天。我還是較為冷靜,「二十年在野」這句話,就是那時候對他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太樂觀了,即使這「二十年」不是從那時而是回歸後算起。

「雙查方案」嗚呼哀哉!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港大學生會,致函總理趙紫陽,要求回歸後的香港,能夠實現民主。趙回信說:「港人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這句話,又叫大家興奮了好一陣。現任總理溫家寶,當時已是趙的助手,現在他還記得趙說過這一句話嗎?草委會通過了極其反動的關於政制的「雙查方案」,激起港人憤怒。大專學生焚燒《基本法討論稿》,我參加了民促會在新華社門前的廿四小時抗議絕食。

新華社有一位邱姓青年,每次港人草委回國開會,隨行負責照顧生活起居。「雙查方案」通過時,他苦着臉對我說:「我的下一代也看不見香港的民主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我在佐敦道裕華國貨公司門前,「嗌咪」呼籲路人簽名。他走近來,簽了名,對我說:他已離開新華社,往來港深經商。

「雙查方案」通過後不久的一次草委小組會議,一位上海的草委,悄悄地告訴我:「雙查方案」的通過是意外,官方提出的方案,沒有那麼保守。查濟民和查良鏞提出的方案,是在官方方案之後,而且在開會討論前一天的晚上才交來。中方的草委事前來不及舉行黨團會議,傳達指示,因此大家都以為「雙查方案」是官方授意提出,去取代原來的官方方案。他們忖測,愈保守就愈是官方的意見,於是都投票贊成「雙查方案」而通過了。我聽了,心裏大叫:嗚呼!哀哉!

在廈門舉行的一次草委,許家屯說晚上要到我的房間來談天。其後,他沒來,卻來了毛鈞年。毛說許臨時有事,由他作代表傳話。他說:有人說沒有八八直選,回歸後也不會有直選,這是不確的,回歸後肯定有直選。我問:既然回歸後肯定有直選,只要名額上不超越《基本法》的規定,為什麼不接納民意,在八八年就有直選呢?他說:恐怕愈滾愈大,愈來愈要求多一些名額。我說:只會是好事,才要求愈來愈多,這證明了直選是好事,好事為什麼不快做!他無言以對。

今天的北京明天的香港

在廣州舉行的一次草委,一天,我與中方的草委錢偉長相對吃早餐。他對我說:如果香港舉行直選,便會被黑社會控制,都是黑社會人物當選,所以他們反對。我不知怎樣向他解釋,只能苦笑。他到底對香港有多少了解,大抵這是官方向他的傳達。

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是港人的民主大洗禮。遊行中的兩條橫額,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今日君軀歸故土,他朝吾體也相同」。港人的民主意識大為提高,九一年終於有了香港歷史上立法局的第一次直選,雖然議席不多。這次直選,民主派取得大勝。

九二年,彭定康接替衛奕信任港督。他與中方進行了十七次政制談判,毫無結果而破裂。那時候,他在《基本法》的框框內,提出「新九組」,擴大一些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所以,九五年的選舉,曾健成(阿牛)也能在建築界功能組別當選。當通過這新選舉辦法時,立法局內氣氛很緊張,甚至魯平從北京打電話到立法局的前廳來,找彭震海做游說。

回歸前夕,民主運動的焦點,轉向反對直通車被毁和臨時立法會。絕大部分的民主派立法局議員,為反對臨時立法會,於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辭職。九八年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又獲大勝,證明了人心的背向。

「四十年謝師宴」時來可待

回歸後的一九九八、二○○○、二○○四年的立法會選舉,都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但《基本法》規定,到二○○七年可檢討修改政制,於是○七、○八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飈升,政制改革又成為民主運動的主題。

雖然○七、○八雙普選被人大釋法否決了,但人心不死。來着的十二月四日遊行的口號,就是:「反對政府政制方案,爭取民主全面普選」。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迫使《廿三條》立法擱置,打垮了葉劉淑儀和董建華,顯示了香港的強大公民力量。希望這公民力量又再一次顯示。

這次政府的「政制方案」,不但沒有民主的循序漸進,反而是一個倒退。特別是它蠶蝕了民主派在立法會所佔的比例,一旦失去三分之一的否決權,政制便任由宰割,會倒退到不堪設想。所以,否決政府的「政制方案」,即使是原地踏步,也比大倒退好得多。要前進,首先要不倒退,原地踏步也是反倒退,以後才較易前進。十二月四日的遊行,我一定來參加,一定走畢全程。這路我已走了二十年,一定要走下去。

我於一九五二年開始教書。早期的學生,大多超齡,很多現在都已在六十歲以上。我不會問:「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但卻要問:「我的學生有多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呢?」我希望在遊行中看見他們。

我要對四十年來教過的學生說:假如你們覺得我是一個好老師好校長,我曾教過你們懂得一些知識道理,請你們來參加十二月四日的遊行。

這是給我最好的謝師宴!過去,我從未吃過你們的謝師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