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問責制與二十三條

高官問責制的推行與二十三條的立法,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兩個政治事件。練乙錚在《浮桴記》,對前者的記述剖析較多,對後者卻着墨甚少,是否因後者涉及「保密」而有所避忌呢?關於高官問責制的出台,練指出「三個因素、一個關鍵」。三個因素是:一、董建華要「大有為」,而公務員局長卻保守。二、回應「短樁事件」。三、北京對陳方安生不滿,要修訂其角色與權限。上述的第三個因素,是最主要的,也即是關鍵。

我同意,第三個因素才是關鍵,其餘兩個只是陪襯,但卻從更深遠一點,從北京接收香港的整個策略去看。

最初,只說「換一面旗和一個總督」;後來逐步收緊,加上駐軍、《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限制政制的民主發展;「六四」後,又二十三條加料。為了穩定人心,全部公務員留任,於是陳方安生由原來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務司司長。年紀較大的,或會都記得,當新中國政權建立時,不是也宣布所有國民黨舊有官員都全部留任嗎?結果,起義的也一個一個不得好死。

北京在計劃中,香港的回歸要有一個過渡期,為時三至五年,盡力容忍抑制,以求社會和人心穩定。另一方面則作種種部署,滲透控制關鍵部門,在完成過渡期後,使整個特區逐步置於腳下。有誰想得到,這個過渡期殊不如意,董建華的施政受到愈來愈大的反彈,民怨民憤愈來愈大,社會和人心愈來愈不穩。

這是甚麼原因呢?北京和董建華都沒有反求諸己,認為兩個最大的禍根是:一、「港英餘孽」的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陳方安生,在從中作梗。二、傳媒和民主派,在興波作浪。回歸已三年了,特別是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又取得大勝,於是在二千年第二屆立法會的選舉後,便立下決心,要鏟除這兩個禍根。

首先是推行高官問責制,削減政務司司長的權限,亦即練所謂「廢宰相」,把統轄各局長和所有公務員之權,都收歸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權。陳方安生當然心知肚明,又不願意推銷,便於任滿前一年的○一年五月辭職。她可謂眼光銳利,而又能提得起放得下。她辭職後,接替的曾蔭權也不被信任和重用的,政務司司長去做了「清潔大隊長」。

高官問責制一成立了,○二年便大力去推動二十三條的立法。香港市民是敏感和聰明的,嗅到硝煙味道,直覺是衝着言論與結社、集會、遊行等人權自由,以至民主派和民間力量的生存而來。於是爆發了○三年七一大遊行。

大遊行後,進入了權力核心的「正統左派」,仍聲言支持董建華在七月九日如期把二十三條提交立法會。練乙錚為甚麼還惋惜和慨歎,他的「正統左派朋友」,未能晉身權力核心呢?最後,反而是田北俊退出行政會議,自由黨全體立法會議員不支持該日立法,迫得董建華撤回,才使特區避過一場大災難。否則,大家可以想像,在七月九日晚上,會有多少市民結集在立法會門外,以至整個中環,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局面。那一次,田北俊可算為特區立了一功。 (未完,待續)

──讀練乙錚《浮桴記》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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