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為」與「八萬五」

練乙錚在《浮桴記》,分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記述剖析回歸以來的決策失誤。

先談經濟。他認為:偏離「積極不干預」,而又整個政府裏缺乏搞嚴格經濟研究的人才,卻訂出一系列「大有為」的發展經濟目標和具體策略,結果失敗了,或無疾而終,或焦頭爛額。在這方面,他只提及一個又一個「中心」的建議,沒有涉及「八萬五」的房屋計劃。

他「替大有為小翻案」,舉芬蘭為例,在人力和基建的投資上,某種有力的政府行為成功了。董建華之所以失敗,因為只是「匹夫之勇」,「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

這「匹夫之勇」是從何而來的呢?練雖然也提及董以「亢奮」的心態接管香港,卻沒有深究他為何會「亢奮」?我從意識形態來談一談。

「洗脫百多年恥辱」;「英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不但也能做得到,而且要做得更好」;等等。回歸前後,從中央到「土共」,都瀰漫着這樣的亢奮心態。這與「假、大、空」的一貫歪風,是氣味相投的。於是,施政方針計劃,也就變得政治化、策略化、權術化、主觀化、口號化。這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超英趕美」。「結論行頭,前提搭夠」,意識形態先做了「結論」,然後才去堆砌出「前提」來支持。這樣怎能不失敗呢?

我來補充說一說「八萬五」。其實,香港房地產的暴跌危機,早已在回歸前,八四年中英簽署的關於土地的協議中,埋下了伏線。

在該協議中,雙方同意回歸前,每年只出售公地四十公頃,賣地所得款項,一半歸港英,一半存土地基金。當時中方害怕,港英在回歸前大量賣出公地,所以有此協議,卻不了解這違反市場規律,賣了地的錢也留在香港,英國人是帶不回倫敦去的。從八四至九七這十三年內,已預見土地的有限供應,房地產怎能不急升呢?

回歸後,土地供應的限制取消,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房地產必然大跌,成為了香港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購買了樓房的港人,成為了叫苦連天的負資產者。

梁振英、鍾瑞明等人,因參與中英土地談判,達成這樣的協議,中方認為他們立了大功,論功行賞了。他們既缺乏眼光,又不懂市場規律,而中方的「陰謀論」卻是主導的。

我不懂經濟,更不懂房地產,只從略懂的政治角度,這樣地去看「大有為」和「八萬五」。

──讀練乙錚《浮桴記》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