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樂山曾入黨、退黨

從台靜農想起姚克,從姚克想起董樂山。本欄曾多次談及董,都沒有寫他與中共的關係。

關於入黨,是他的自述,說得很間接。在《白文與我》一文,說了一個這樣的「笑話」,好友白文離開日治上海到蘇北去,臨行白要介紹他入黨,對他說:「我走後,你放心,我是———他的手心中畫了一個『共』字———我們要吸收你。」董反問他是哪一年?白在手心畫了個「 40 」,董在手心畫了個「 39 」。白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董生於二四年,入黨時才十五歲。

至於退黨,只是推斷。董的兒子亦波,根據董未發表的自傳材料和生前友好的回憶材料,寫了《董樂山文集》的代序《與命運抗爭》,說:「一九四六年大學畢業後,董樂山淡出政治活動」。袁鷹(原《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在董逝世後的追思會上說:「他在一九四六年非常天真地、非常單純地以為『同政治分手』,可以一門心思地搞他的英語、搞他的學術,但是政治並沒有放過他。」上述兩人的話,雖然沒有明說,但已暗示了董在四六年退黨。

上海解放前半年,在美國新聞處上海分處任職的鄭安娜(董好友馮亦代的妻子)是黨員,因要去當宋慶齡的秘書,認為董可信,便介紹他去接替。董工作了未滿半年,上海便解放了。退黨和這半年,使董在其後的大半生,受盡政治歧視而歷遍坎坷。

美新處的同事郁怡民(郁達夫的姪女、黃苗子夫人郁風的妹妹),與董很談得來。上海快要解放了,一些左派人士因要逃避國民黨的逮捕,逃去香港。董也想去香港,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向郁怡民說出我心中的顧慮,我對未來的疑懼,甚至我對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留戀,對喪失個人自由特別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悲哀。」董沒有寫下當時郁的反應如何,結果,他是沒有去香港的。

三十多年後,在八十年代初,董與郁在北京街頭偶然相遇。從食堂買了午餐,兩人回到在附近的郁家中吃。這時,郁才說出當年聽到董要去香港的內心反應:「當時我雖然心中感到有些共鳴,但是總覺得你過於悲觀了一些,好像生命之火已熄了。現在回想起來,應該佩服你的先見之明。」

董的四弟名山,當董是地下黨員時,曾替董做交通員,與其他地下工作者傳遞信息。董逝世後,他說出董經常說的箴言:「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生離死別,而是理想的被出賣和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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