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與我50 年

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文╱司徒華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 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 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着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 「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 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 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 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 月4 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 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 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 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 年見過一面。

《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 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 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 月4 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 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 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 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 月13 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二之一,明天續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