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明報》與我50 年( 二之二)

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 月1 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 多年的60 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 「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

「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 「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 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 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 篇。

他們4 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 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 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 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 月1 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

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着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

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

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 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 度,還下着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 人, 在我心目中, 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 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 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 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 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 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 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

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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