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讀《羅德丞政海浮沉錄》 他對中國有多少認識?

為何脫離政治重執教鞭?

於八九年開始,高做了羅德丞的新香港聯盟總幹事,一共十年。九九年,羅德丞做特首的幻想破滅,支持李福善競選特首而想垂簾聽政,又告失敗。這時候,新香港聯盟成為空殼,無疾而終。

於是,高過檔到香港協進聯盟任總幹事;但只做了短短的七個月,便主動低調辭職,去將軍澳博愛醫院八十周年鄧英喜中學,重執教鞭並任副校長。大抵他像放棄教席而參與政治時一樣毅然,從此不再涉足政壇。

他在《浮沉錄》,自述了辭職的原因 :

「港進聯定期與新華社有飯局,前任總幹事吳軍捷必定隨同出席,到我上任,何小姐說劉主席不用我去。我隨同羅德丞東征西討,見盡京官,怎會令港進聯丟臉,况且,與新記官員溝通是我做總幹事的份內責任,我不相信劉主席不明白這些處事和處世的基本道理,我就不去追問,免傷和氣,決定多待一會,並多方觀察,再作打算。」其實,高是由此體察到,不受劉漢銓以至整個左派陣營的信任和重用,身分比在新香港聯盟時大大下降了,政治前途灰暗。

再加上,在新香港聯盟和香港協進聯盟,他還發覺這兩個組織,都是一丘之貉和烏合之眾,難有發展前景可言。

他當初轉行從政,本來以為有所作為而前途輝煌的,至此便大失所望以至絕望,決心跳出這個圈子,重操故業而去。

左派人物移民海外原因

真正的愛國者,本應留在祖國(包括香港和國內),以貢獻自己的力量。左派人物,自許為愛國者,所以,其理念與移民海外的行動,是不大相協調的。但其中好些人,落籍異國去了,從此遠離故土,無法貫徹「愛國」的理念,為什麼呢?原因不外如下:一、政治理念破滅,覺今是而昨非,改變了世界觀和人生觀,下定決心,從此遠離政治,遁迹江湖,隱姓埋名,獨善其身以終老。

二、由於長期在左派陣營,對中共的本質有較深刻認識,認為「一國兩制」只是幌子,香港必將逐步愈來愈「大陸化」,不但沒有民主,連自由、人權、法治也會失去。

歷史的經驗教訓,讓他們不寒而慄,走為上計。

三、由於有海外關係,或在該地有工作和生活下去的條件,能夠植根,以另一種形式去貫徹「愛國」的理念,於是作為新的使命,奉承指示而被遣派到異邦去開展工作。

這樣,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內,應該是採取潛伏掩蔽的姿態的。

移民海外非輕率的決定

新香港聯盟和香港協進聯盟,都是當時中共的重要統戰組織。高在兩者都任職為總幹事,一直工作了共十年有多,應該算是左派人物,或與左派有密切關係。離開政治活動,他重執教鞭七年,然後移民加拿大去了。是什麼原因呢?是否與上述的三個原因有關呢?估計那時候的他,大抵只有五十四、五歲,還有好幾年才屆退休之齡。他放棄資助中學副校長不錯的薪酬,妻子也放棄中學教席,兩人到了加拿大,恐怕難再找得同樣待遇的工作,是要有所犧牲的。從高曾向羅德丞太太借貸買樓,看來一向積蓄非厚,即使十多年後,也不會一下子豐盛起來。這樣,移民決非輕率而有其原因。

但我以為,其原因不屬於上述左派人物的三個中的任何一個。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呢?且看看我作的推測分析,是否有道理?

高寫了這本《浮沉錄》,與第一個和第三個原因,是完全相矛盾的。假如是這兩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不會寫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的出版,使他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遠高於他過去的任何時期;而且,他還詳細披露了自己以往的政治活動,不少是犯了禁忌的。這樣,怎算得是遁迹江湖,隱姓埋名?怎算得是潛伏掩蔽的姿態?至於第二個原因,也不會是。只要看看,他至今對「六四」事件的立場態度,仍與馬力一致,又怎會害怕香港逐步愈來愈「大陸化」呢?那麼,其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他是○六年八月移民的,但須作準備和辦理手續,大抵是○四、○五年便有了決定。那時候的香港政治形勢是:○三年「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立法被擱置,葉劉淑儀下台;接着,胡錦濤訓示董建華查找不足,不久,董也下了台;曾蔭權當選特首,接替了董。這一連串事件,使高有在八九民運期間的類似的感覺:政治不穩定、氣氛沉重令人窒息等等。他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還有,在《浮沉錄》一書中,他轉述了韋基舜對曾蔭權的不信任和反感: 「他氣燄囂張,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人家跟他招呼,他不瞅不睬,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樣。」高大抵有同感,才轉述。曾蔭權還將會連任,更使他失去信心,便一走了之。

可讀性真實性和可靠性

大多數的讀者,都很有興趣地,一口氣把《浮沉錄》讀完,因為披露了不少向為人所罕知的內幕。這是可讀性,但這可讀性必須有真實性和可靠性;否則, 「大話西遊」,有如政治性小說,是難有吸引力的。書中的不論大節小節,倘非真有其事,親歷其境,是無法揑造出來的。何况涉及的人物,大多還健在,可以加以駁斥,甚至控告誹謗。書中對大中小諱忌,全不迴避,也可證明其真實性和可靠性。

大的如:中共給了羅德丞一千四百萬美元,去辦《香港之窗》。假如上綱上線,這樣的披露,可算得是「泄漏國家機密」,會被視為嚴重罪行。

中的如:羅德丞蒐集黑材料,上書中央,攻擊董建華和楊鐵樑。

小的如:對一些知名人士的負面評語和刻劃,被涉及者必會不悅。

這樣的記述,可謂大膽、坦率、肆無忌憚。

《戰城南》式的悲鳴和哀號

我猜想:高早已有意寫這一本書,否則,不會留下保存詳細的筆記、記錄和資料,而且帶到加拿大去。羅德丞逝世,只不過促使他提早和加速完成,借此機會使較多讀者注意。○六年八月,他移居加拿大,四個月後接獲羅的死訊,即執筆。書未及半,便患血管栓塞,留院十五天,雖視力、記憶及辨字系統受損,仍力疾而續寫,至○七年五月完成,歷時只約四個多月。這過程,不能沒有很強的動力在推動,那動力是什麼呢?

他在《浮沉錄.序》中說: 「算是向一代名士風雲人物羅德丞先生致以一絲《戰城南》式的悲鳴和哀號。」這首漢樂府的 上半截如下: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為我謂烏: 『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

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戰士死於沙場而不葬,烏鴉來吃他們的屍體,可謂壯烈可悲!羅德丞壽終正寢,不是戰鬥而死,不似這樣的壯烈可悲。高筆下,雖有讚揚羅的話,但也有負面的評語和刻劃。我以為,他的悲鳴和哀號,近於為自己十年多的從政經歷而發。

刪去了「無咎」

在《浮沉錄》的扉頁上,有這樣的題辭: 「『夕惕若厲』《周易》」。出自《易經.乾卦》九三的爻辭,全文如下: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語譯: 「君子整天勤奮不息,甚至夜間也時時警惕,這樣,雖然面臨危險也無禍害。」書的題辭,往往表達作者的寫作中心思想。他為什麼引錄這四個字,作為題辭呢?他為什麼夜間也時時警惕呢?

但卻刪去了「無咎」兩字,沒有企望因此而免去禍害。他既然警惕而不求免於禍害,是不是預計到寫這書的後果呢?

他到底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我的忖測是:一、他很珍惜十年多從事政治的經歷,並曾作出犧牲;不論甘苦得失,要留下記錄,為歷史和自己作見證。

二、在經歷中,身臨目睹耳聞,有不少不吐不快的事。

既然跳出了那個圈子,把多年沉澱的抑鬱說了出來,放下了感情上的重負。由於有了不求「無咎」的思想準備,所以就寫得大膽、坦率、無所諱忌。

他不會為版稅而寫,能有多少版稅呢?書價的十分之一的版稅,即使賣得一萬本,也不過只得到六萬元而已。

其「妙」處可算是一個典型

我覺得高是一個「妙」人,其「妙」處一時無以「名」之。他在大學時,正是火紅年代,未見他在運動中露過面。從政十年多,陪同羅德丞見過不少高官,姓名卻甚少見報,低調而隱蔽。現在又為什麼一改姿態,寫出這一本令人矚目的書呢?他忽而棄教席而從政,忽而又離開政治而重執教鞭,忽而又移民海外。這都是要付出代價而作出的毅然決定,到底促使這樣的反覆的原因是什麼?他是有政治理念的,但在書中很少表達,甚至對一些親歷的政治大事,也「淺嘗輒止」,沒有較深入的褒或貶的評價。他的政治理念,似乎一直沒有改變過,但卻並不清晰,有時甚至互相矛盾或與行動不一致。他對「六四」事件的立場態度,與大多數人有異,至今如此,曾反思過嗎?他是「愛國」的,但對中共和中國有多少認識呢?移民去了,是否仍是「愛國」?是否認同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價值觀?……

他可以算是一個典型,同樣類似的「妙」人,大有人在,而且隨着香港的「大陸化」,還會愈來愈多。所以,本文並不是單針對他的,而是讓人們舉一反三,由此及彼,了解認識其他的「妙」人及其「妙」事。這「妙」一時難說得清楚,故曰:其「妙」莫「名」。

我在《自白》文末, 「祝他早日康復」, 「願神保祐他」,是衷心誠意的!請千萬不要誤解為「揶揄」!

(二之二,完.標題為編者所取,原題為其「妙」莫「名」高繼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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