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火紅年代二三事」的司徒華 (馮以浤(摯友))

09 「火紅年代二三事」的司徒華 (馮以浤(摯友))

華哥和我相識於1952-53年的冬天。

1969年的年宵,晚飯後,我們到維園逛了一會兒花市,買了幾株銀杏,便回到港大明原堂我那尚待佈置的新居秉燭夜談,縱論上下古今、國家社會。言談間,他流露著對祖國和香港強烈的熱忱和期望。

1971年11月,他和多位政論家應邀出席明原堂的「宿舍晚餐」和飯後的座談會,議題是:《中國將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嗎?》華哥當時的知名度不高,但他語驚四座,其精闢的分析令人折服。當晚可說盛況空前,吸引了超過一百五十位宿生(約佔總數的四分三)前來聽講,原定十時結束的座談會延至午夜才散。

從華哥的言論和對學生的態度看,他對教育的熱誠和識見是毋庸置疑的。七十年代初期,他成功領導教師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薪酬待遇,事後又巧妙地使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迅即成為本港最強而有力的工會和教育重鎮。教協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比較少為人知的是,他還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幾位朋友(ArthurHinton、李百強、朱溥生和我)創辦了《新教育》月刊。可惜這份對香港教育貢獻良多的刊物只生存了僅僅超過一年便停了。其中四人隨後在《華僑日報》寫教育專欄「四聲道」。金禧事件之後,「四聲道」停聲,跟著催生了《信報》的「教育眼」。這一切,其中都有華哥。

我的心目中的兄長 (歐陽榮生(摯友))

認識華哥始於四十年代末期,迄今已超越一個甲子,由於在家中我沒有兄弟,家父又在海外謀生,所以華哥在我的心目中是我的兄長,我們經常見面,見面時也無所不談,在他彌敦道和文英樓的住所留下無數難忘和美好的回憶。

自從我在1996年移居外國後,與華哥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仍然保持聯絡,而且通過媒體的報導,知道他已全身投入香港的社運、民運和政治活動中,每次他來美洲公幹或者我們回港,都會相約見面,無論怎樣忙碌他都會抽空和我見面,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2009年的10月,和以住一樣,見面我總會問及他的健康情況,也和以住一樣總是同一的答案:血壓、血脂、血糖全部都正常,當時看到他的氣色,精神飽滿,全無病徵,內子還說自從他植牙之後,看來比以前年青了,想不到回來後不到兩個月,就從友人口中得知他患上末期肺癌的噩耗,當時感到突然和悲傷,隨而來的是腦海出現無數個為甚麼,為甚麼事前一點病徵都沒有而到了末期才發現?我當時還存有一絲幻想,認為華哥是一個鬥士,他一定可以戰勝病魔,創出奇蹟,不過我也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除了只能在海外為他祈禱之外,還能為他做甚麼呢?

雖然不願相信,華哥終於走了,他的「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願望未能實現,他在生前曾說過:「活一天就奮鬥一天,抱理想信念直至瞑目,自有後來人,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雖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看到理想的實現,不過有無數的「後來人」會繼續努力去完成他的遺願。

華哥生前最敬仰的孫中山先生,曾為宋教仁先生喪禮所作一副的輓聯,兩者的情況雖不盡同,亦頗為近似,現謹借此以敬華哥:

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

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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