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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與「傻瓜」通了電話

與「傻瓜」通了電話

那位因救人而被譏笑為「傻瓜」的同學,從多倫多的來信,附有電話號碼。收讀後的翌日早上,算一算時差,該是那邊的晚上,相信他大多會在家裏,便撥了長途電話去。我們很愉快地,談了約半個鐘頭。

他說:一讀到那篇《更衣室裏的對話》,便立即告訴太太,這個「傻瓜」就是自己。看來,他以做過這件「傻」事為榮。他還說:這事不但他記得,幾乎所有的舊同學都記得,見面時,總以此去「瘀」他,但他不以為忤。

他和我都記得,我只在五年級教過他,並曾到他家裏去做過家訪;升了六年級,我便再沒有上他的課了。他還記得全首校歌,我幾乎忍不住要和他同唱一遍。我想到,為甚麼現在的學校,大多都沒有校歌呢?其實,校歌也是學校生活的教育的重要一環。

那事給他那麼深的印象,但卻已忘了批評他是「傻瓜」的班長是誰了。我說出了姓名,他才立即想起,並說早幾年返港,彼此也曾見過面,知道其任職機構,卻不知他現在更高升了。

我對他說,我還記得他另一件哄動全校的事。他住在油麻地上海街一幢唐樓的二樓,坐在騎樓的欄河上溫習功課,一不小心,滾了下來,跌進街上。他立即說:幸好沒有巴士經過,否則便被輾斃;從二樓跌了下來,竟然只受了輕傷,真是異數。

他告訴我:大兒在大學,快畢業了;二女也快要入大學。他曾多次帶一兒兩女回港和返中國,希望他們對自己的根有所認識。他在家,一定要他們說中文而不准說英文。

我告訴他,當年的老師,大多已去世。其中的一位,退休後還到幼稚園去協助校務,下班時給小巴撞死了;另一位沒有結婚的女教師,幾年前患了老人癡呆症,我也不知道其近況。我們都為此而唏噓。

我多次到多倫多,彼此都未有見面,他再三為此而道歉。他問我甚麼時候會再去,這次一定要來接機。

有一句話,本來想對他說,但卻沒有說出來。現在,希望他能讀到:繼續保持少年時候已有的,見義勇為而奮不顧身的精神,並以此教育兒女們!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三言堂》選輯之一:回眸時看(2000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