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

各位弟兄姊妹:

以阿拔‧尚加命名的學院,邀請我作為第一次講座的講者,我除了感到榮幸外,還對自己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他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導師。在中國傳統,教師是被視為清高的,要遠離政治,不計較權益,更不宜像勞工去組織工會。阿拔‧尚加先生領導的美國教師會,啟發了我在七三年打破傳統,領導香港教師,舉行兩次「罷工」取得勝利,組成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最強大的工會。我學會了把專業和權益結合組成工會,再以工會的團結力量,去促進社會的民主;民主的發展又反過來,使專業和權益有更大的保障。

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中,民主最為重要。因為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促進和保障自由、人權和法治。否則,即使已有的,只不過是統治者的恩賜,是隨時可以被削減和剝奪的。

獨立工會,是保障和促進民主的最主要力量。因為獨立工會是有組織的力量;是意志和權益一致而團結的組織;是會員的代表而會員又是廣大市民的一份子,其權益符合社會整體的權益。但「獨立」很重要,「獨立」就是擺脫政府的控制和影響,否則,只會是當權者的工具,「小罵大幫忙」,成為民主發展的障礙,叛賣會員和社會的權益。所以,在極權國家中,不容許組織獨立工會,所有的工會都是御用的被嚴密控制的。所以,支持這些國家中的民主發展,必須關注其獨立工會運動。

在中國沒有獨立工會,教師和其他行業都沒有獨立工會。中國共產黨靠工運起家,深知其重要性,所以奪取政權之後,加以最嚴密的控制,對企圖組織獨立工會的人,施以最嚴厲的打擊。

在香港組織獨立工會和發展獨立工運,有很多困難。一、雖然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但只要有七個人,便可以在同一行業或產業中,組織另一個工會,因而很容易受到分化而不能團結。二、雖然有禁止歧視工會的法例,但自有法例以來的幾十年中,未執行過一次,僱主很容易利用各種藉口打擊工會和工會領袖。三、沒有規定僱員必須參加已成立的工會,或可同時參加多個工會,因而人數不多,缺乏資源,生存困難。四、沒有集體談判權,僱主不承認工會,工會沒有法定的途徑與僱主談判會員的權益,發動工業行動並非輕易。五、香港從有工運開始,工會就受到共產黨或國民黨的控制,這兩個執政黨有充足的資源來扶植這些工會,獨立工會難與其競爭。六、由於一直以來,工會是政黨的工具,再加上工會未能爭取和保障其會員權益,一般僱員都缺乏工會意識,參加工會的人數不多,工會只能收取很低的會費。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工運的根基很深,影響力很大。在建黨的翌年(二二年),即派人來港領導海員大罷工,建立地下的黨組織。海員工會的主席蘇兆徵,後來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和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隊長鄧發,後來成為中共要員和特務頭子。這兩次工潮都曾癱瘓了香港。四九年建國後,有一個強大的政權作為後盾,親共工會發展得更迅速。九七年回歸後,香港可以說是在中共的間接統治下,親共工會得到更有力的扶植,發展更快。

香港的獨立工運,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才出現。那歷史契機是:一、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亂,無暇顧及香港;所有親共工會都參加了六七年的暴動,除本身受到嚴重打擊,幹部離心外,也被廣大市民唾棄。二、國民黨臺灣政府,被逐出聯合國,退守孤島,無心勳支持島外組織;這種情況在民進黨執政後,更為明顯。三、九七問題已經浮現,港人關心自己的前途,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了,本土意識加強了,開始醒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和維護權益。上述的因素,提供了獨立工運產生和發展的空間。

七一年,香港政府準備推行六年免費教育而又不願意增加經費,決定削減教師薪酬。進行兩年談判,毫無結果。七三年,我領導教師計劃舉行四天罷課:第一天四月四日(中國的兒童節);第二天四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第三、四天五月四日(一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紀念日)和五日。只進行了第一、二天,政府終於讓步,雙方達成協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是在這次抗爭的勝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經過二十九年的努力,教協會持續發展壯大。繳費會員,從成立時八千九百人增加至今的八萬人,包括從幼稚園到大學與行政人員的教育工作者。受薪職員從零到現在的一百五十多人。會所從借用其他團體的地方,到現在擁有港九兩地共近四萬平方英呎的自置物業。為會員提供的福利和服務有:兩個超級市場,兩個牙科診所,兩個醫務中心和一個化驗所,兩個視光中心,一間書店;此外還有保險、旅遊、教育資料庫、業餘進修等服務。每月出版會刊兩期,每期印刷九萬份;此外,還有專為大學教師、幼稚園教師、家長、青年學生出版的期刊。會所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十時;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每天到會的人數,平均為二千五百人次。本會各項服務,除本會會員外,還惠及友會會員,主要是職工會聯盟屬會的會員。從上述的數字,可見會務的蓬勃。

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參與和推動下,在八十年代初,誕生了香港職工會聯盟,這組織的性質有如美國的AFL︱EIO。我是職工盟的第一任秘書長。

我們有些甚麼的成功經驗呢?

首先,堅持三方面工作的平衡發展。

一、維護和爭取權益。雖然沒有集體談判權,但在強大的團結力量下,政府必須聽取我們的意見。例如:由於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轉移,學校縮減班級,政府保證不會有任何教師失業,安排轉校。

二、提供各種福利和服務。上述已提及,不再詳述。這些福利和服務,主要的目的是密切工會與會員的聯繫,在這樣的基礎上,更可增加和積累資源。每年的開支龐大,單靠會費完全不能應付。但兩個超級市場每年的營業額達二億多元,加上其他服務的收益,除開支外還有盈餘,近四萬平方英呎的自置會所,完全靠積累的盈餘購買的。怎樣選擇受歡迎的福利和服務很重要,要有市場調查;以服務為主,盈利為次,薄利多銷,服務得好就有盈餘,也很重要。

三、提高專業精神,改革教育,支持公義,參與社會活動。對會員,我們鼓勵和監督提高教育專業精神;對政府,推動改革教育制度;對社會,支持一切公義行動,尤其是推動民主的發展。自八五年有立法局教育功能組別的選舉以來,教協會都派出代表參選,每次都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九零年,我轉去參加新設的直選,由會長張文光參加教育功能組別的選舉,兩人都當選。這兩個在立法會的議席,不但發出教師的聲音,還發出民主的正義的聲音。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核心和主力。她是香港支聯會的支柱。支聯會於八九年五月,由二百一十多個團體聯合組成,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至今仍是一個有力的聯盟。

民主黨是香港最強大的民主政黨。教協會是民主黨最重要的伙伴。

教協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基地。歷史經驗證明,在全世界,受到群眾支持的獨立工會,都是推動和保障民主的重要角色。在香港也如此。

我相信:獨立工會參與政治,在香港從來沒有比現在那麼重要。我們為保障自由和法治而奮鬥。人權組織和工會都密切關注這場戰爭。工商界也有關注的,他們留意香港是否仍然是一個投資的好地方。

此外,還有一些只適合教協會的獨特經驗,也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

要發揚會內民主。民主才能團結,民主才能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我們不能一方面促進社會的民主,而自己會內卻沒有民主。會內民主,主要是:一、所有工作人員和會員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權。二、任理事會中,任何決定,都要通過充份討論,如正反票數接近的,押後再作考慮,不急於拍板。三、重視每一個人的意見,尤其是會員的意見。四、不時對會員作抽樣問卷調查,徵集各方面的反映。五、理、監事實行全體會員一人一票直選選出,各單位的代表由該單位會員一人一票直選選出。

所有理、監事都不脫產,要有全職教育工作崗位。這樣使他們都與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同呼吸,隨時聽到他們的意見。假如他們轉為本會受薪職員,便要辭去理、監事的職位。理、監事全都是義務工作,要與受薪職員緊密團結,不要把他們當作僱員而是夥伴,是會的重要資產。

對進入政府建制,如立法會和其他的一些諮詢組織,方針是:進入其內,立足其外,內外呼應,內外互動,能放能收,能進能退。要提防被腐蝕,被收買。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教協會始終是最重要的基地。

在香港,各種團體,尤其是像教協會這樣龐大的獨立工會,必須警惕敵對政治勢力的滲透和奪權。教協會曾遭遇過這樣的事,但都被擊退了,陰謀不能得逞。主要的保證是理、監事的直選,和理、監事之間的制衡。

教協會的經驗,在其他地區的工會來看,可能是很幼稚的,但對我們來說卻很寶貴,指導了一個獨立工會一直走在持續發展和不斷壯大的路上。

在結束前,簡略地介紹我自己。

教育是我的終身事業,我同時參與了民主運動。唯一的願望,是教好學生和看見一個民主的中國。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所以我聲援這個運動。

八五年,我被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爭取一個回歸後民主的《基本法》而努力。天安門的血腥鎮壓,使我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因為聲援學生運動,被開除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已經奮鬥了百多年。假如當時中國政府接納了學生的要求,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走上民主的道路。但血腥鎮壓,卻使中國的民主倒退了二十年。

我仍然是樂觀的。我可能在這一生看不見中國出現民主,但深信民主的中國一定會來到。

美國思想家、《常識》一書的作者︱︱湯馬士‧潘恩,臨終時那樣地說:「我畢生都花在做對社會有益的事上。」我希望我臨終時也能夠這樣說。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華盛頓希爾頓酒店)

後記:

阿拔‧尚加是美國教師聯會的前會長,九八年病逝,該學院為紀念他而成立。他與我是多年的朋友。發表演講時用的是英語,這是中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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