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愛的視野、義的鋒芒 （游順釗）

愛的視野、義的鋒芒

──讀司徒華「一言」結集五種

游順釗

　　【作者按】：自九七年五月加入《明報》副刊《三言堂》專欄迄今，司徒華筆耕不輟，已出版結集五種：《捨命陪君子》（一九九七至九八）、《猶吐青絲》（一九九八）、《胸中海嶽》（一九九八至九九）、《去尚纏綿》（一九九九至二ＯＯＯ）和《悲欣交集》（二ＯＯＯ）。各書名均有深意，選定時頗費心思，分別標誌作者在這個寫作時期的五段心路歷程。每人的一生都會或多或少留下一些足印，分別處是那足跡能否在荊棘地帶裏，給別人踏出一條幽徑來。從各集中看到的，正是這種清晰的足印。

本文引述他的文章時，把原書名分別簡作《捨命》、《青絲》、《海嶽》、《纏綿》和《悲欣》，並接着附以頁數和篇名。雖稍費篇幅，但便於檢閱。本人沒像香港讀者那樣近水樓台，可以在集中每篇文章見報的當天，讀到或作出及時反應，然而一口氣把五集念完，卻能讓我比較從容地、全面地，梳理出一個「讀後」，以就正於作者和他那「一言」的讀者。

塞納河畔的易水寒氣

作者司徒華兄在該專欄開筆之日，正是香港回歸的前夕。第一集的書名《捨命陪君子》，也是首篇的題目，含意頗為慷慨激昂。那段時期裏，他心境的凝重，也可以從他寫給我那幾句互勉的話窺見一斑。

九六年他在巴黎「驚弓坡」家小住了幾天，臨別送我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在該書的內扉空頁上他寫着：「七月十八日離港作環球之行，攜此書作伴。廿三日抵巴黎，已讀竟全書，以之贈兄。旅途中閱讀此書，再三掩卷沉思太息，慨歎所述非陳寅恪一人晚年之遭遇，實為四九年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命運之一側面，展示生命融入人性與傳統文化此兩者，在專政暴力下所迸發出之火花，以及被焚化為灰燼之飛揚。前望國運，何其茫茫！謹以『三軍可奪帥……』互勉，並期各自珍重！」末句語氣蒼涼深沉。

是時天安門的彈藥味還刺人流淚，沉重的坦克輪帶仍印在通往廣場的路上。那「可奪帥」的「三軍」也許一時得逞，但「匹夫不可奪志」。又正值香港回歸期限日近，局勢甚不明朗，生怕後會難期，致令他在塞納河畔感到一股易水的寒氣。我希望他不介意我把這段贈言抄錄下來，讓讀者能與他首輯的序言及第十七頁的《季羨林自傳》最後那幾句話對讀：「歷史大轉折來了。香港的知識份子：請自愛、自重、自勉；還要警惕。」「捨命」，就是說義無反顧。首集開頭幾篇，就體現他這種全面介入的態度。然而當時在整體應變上的準備，正好用他稍後在《捨命81‧「百勝」與「不殆」》中所引孫子的話來形容：「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另類「及身而散」的含意

關於他的寫作動機，《捨命75‧另類「及身而散」》間接地透露一點訊息：「還有另一些更值得遺留在人間，對更多人更有價值……我的所謂另類的『及身而散』就是把這些寫下來，刊印出。」《悲欣61‧重讀〈劍匣〉》的末段也有同樣的暗示。但在《捨命》的序言裏他有更具體的陳述：「在這個專欄，我寫得很雜。除了因為想到甚麼就寫甚麼外，還有希望藉此把一個較為有立體感的我，展示在讀者面前之意。一般港人，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象。其實，這只是我的一面。」中國古典文藝理論家周振甫談閱讀心得時也強調「立體的懂」，認為看文章，要知人論世，才能達到立體的懂。司徒華兄說的「立體感」的重點，大概是「知人」這一方面吧。那我就循着他這個意向去寫這篇讀後。

不同角度看見的立體形象

作者首先按着幾個不同的生活和社會角度，一步一步地，也可以說「一言一言」地，談他這幾十年來在政治上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在教育工作上的切身體驗，生活上跟各階層的交往，生、友的回憶，以及閑時的讀書心得，好讓讀者看到一個立體的他。這樣題材頗為迥異的雜文，每三天一次交錯地見報，四年來，發表了近五百篇。多喜人的收穫！在數量上，給閱讀興趣不一定相同的讀者有個較寬的選擇。就算像久居海外，對香港的人與事不大了了的我，也遇上不少愛讀的篇章。比方我很喜歡他寫的讀書心得，像《捨命135‧魯迅和傅雷的譯文比較》、《海嶽85‧〈琵琶行〉與〈箜篌引〉》，都是以短短幾百字的篇幅陳述己見。言簡意賅是作者文風之一。他間或也推薦好書，例如《捨命59‧劉節叩跪陳寅恪》、《纏綿119‧〈尋墓者說〉、145‧現代的〈世說新語〉》、《悲欣23‧一本書的出版》，都是及時的報道，好讓讀者趕快購閱。

「三性」、「二情」、「一力」

他寫的幾篇與中國當代史有關的香港人物，也許會引起跟他同年代的人一些懷舊思緒。《悲欣113‧遵囑而寫潘靜安》一文中，提到靜安這位傳奇人物有個弟弟，是他四弟的同學。他四弟也是我四哥的同學。那時候，有一個姓潘的常到我家，看來定是靜安的弟弟。可我直至看到這篇文章前，我還懵然不知他哥哥的壯舉。那年代的左派人士，絕少宣揚他們的事跡，是為了保密，但也是他們那時候虛懷的美德。

作者以資深身份寫了不少有關香港教育政策的文章。那都是關心子女前途的港人值得一讀的。例如《悲欣35‧「死路一條」、51‧賣的果然是「狗肉」》，基於問題的專業性（像前一篇），以專文討論較為適合而暫不置評；或因對香港教育行政的運作不了解而失掉了發言權，所以於此均從略。此外還有幾篇牽涉港人熟悉而對我是完全陌生的人物，像《捨命‧37答董橋讀書與冷酷、65‧再談梁富華》、《纏綿35‧香港要有個鄔思道？》等，我想讀者們比筆者更能評價他們吧。那麼在本文裏，都算進自鄶而下那個層次去，多留點篇幅寫給正題。

五集讀後，我從其中歸納出他文章的幾個特點：立場上的原則性，辯論上的尖銳性，教育年幼一代的耐性，對朋友、對困苦階層的深厚感情，滲透在內容裏的才情，以及筆觸強烈的感染力。下文將沿着這「三性」、「二情」、「一力」幾條脈絡，循序寫出。此外還附上兩三點我不敢苟同的意見。

原則性、尖銳性、耐性

通貫五集的是一條愛憎分明的軸。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一點也不讓步，一點也不放過，一點也不手軟。《捨命47‧我的回歸日、73‧「鞭」與「也」》、《青絲9‧另類的「失禁」、81‧「出水痘」和「生暗瘡」》、《海嶽89‧說名道姓》（末段裏那出其不意的一招）等多篇文章，讓我們領會到作者的原則性和尖銳性，也同時讓他的對手知道，他是不好惹的。他的政治敏感使他的聲討、反擊，及時而又凌厲。像《捨命19‧種種的失戀者》、《海嶽79‧叫陣與叫牀》，用詞的潑辣，叫我吃驚，那簡直是把人物品評的尖銳性推到極限的邊緣。但這也說明事態嚴重。那些異乎尋常的字眼，既表示他不手軟，亦同時給讀者亮起紅燈，着他們多關注這類事情的出現和對這一小撮人有所警惕。在某些個別情況下，雖然小事如標點符號，但當他提意見而對方置之不理時，他也會把問題升級，一而再地給予嚴厲的批評。（見《捨命167‧按本子辦事》、《青絲101‧〈明報〉是「凡是派」、109‧標點無好壞之分》）我想順道指出作者在刊行方面的嚴謹態度。

在這些頗為凌厲的篇章相形之下，他對待年少的學生的耐性更顯得突出。這方面，他除了身體力行外，文章裏也多次強調，例如在《纏綿165‧談教師專業精神》裏，他說：「既要有愛心，又要有耐心」。

愛心與耐心

我們可以從司徒華《捨命51‧隨風入夜，潤物無聲》、《捨命173‧三個頑劣的學生、175‧我對他們的期望》、《纏綿163‧談教師專業精神》諸篇，體會到他如何把愛心與耐心連在一起。

在最後那篇裏，他指出，若教學只管教嚴厲而沒有愛心，不理會學生的自尊心，那不是個真正的負責任的老師。

又如《青絲17‧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學》所寫，是他怎樣接受教育署要求，收錄一個曾因「少年維特的衝動」犯過刑事而仍然甚為頑強的學生。他為了不傷害這個還沒滿十五歲的插班生的自尊心，自始至終為他的案底保密。

讀者們，在你們悠悠學校生活的歲月裏，可曾碰過這樣能體諒學生的校長嗎？在那殖民地教育環境裏，我念過十多家中、小學校，就沒有碰過。

那時候，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暴露挑剔其短處弱點，加以挫折打擊，使自愛自信喪失殆盡」（語見《悲欣151‧枳逾淮而為橘》）。

他的耐性還體現在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的成長過程中，全方位地體現他對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但因文集中沒涉及，我就不多添題外話了。

結合社會活動的才情

我所指的才情不是一般在文藝上顯露的才華，而是那種很重視在實際生活裏施展的識力和文思。從他年來把書法、集句和社會活動緊密地連在一起的事例中，可見一斑（《捨命179‧寫揮春、迎新歲、181‧寫揮春瑣記》、《海嶽153‧「懷抱芳馨蘭一握」》。講故事也一樣，他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是有的放矢。先舉《捨命220‧老國王的最後選擇》這個以童話式寫出的，政府性非常濃的故事。他於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宴會上講過這個故事。講畢，全場鴉雀無聲（請別漏看該文的《後記》）。在那個場合裏講這樣的一個故事，端的是「一笑心輕白虎堂」的本色，但又不像《水滸傳》裏林沖誤闖「白虎堂」，而是主動地到那個禁地教訓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頑固派。在大部分的故事中，他總是把來自生活的經驗與書本的知識，融會到工作實踐和創作中去（《青絲61‧我怎樣給孩子們說故事》、《悲欣63‧賣蠟燭的小女孩》）。由此我猜想他早在七十年代初，或更早些，已決定捨棄文藝創作那條路（見《海嶽63‧我的閒章》，但在這篇文章裏，他把心裏的話說得很婉轉）。那不是不能為，而是另有所為，去承擔他所選挑的歷史使命（《捨命51‧隨風入夜，潤物無聲》、《青絲‧代序》）。

驚人的記憶力

司徒華在記性方面得天獨厚。在《青絲141‧來信引起的回憶》，他坦白地說：「我的記憶力的確還算不錯。」在《纏綿23‧輓聞一多聯》結語裏也這樣寫着：「近半個世紀前，聽過一次的輓聯，至今竟仍記得，也許是那時代一直沒有過去罷？」末尾一句，只是記性和悟性的糅合，給文章添一點回味而已。我們還可以參看《纏綿97‧排居末座的好漢、131‧醫生和鴿子和頑童》。

記性本是一種普通的天份，還要看能否與具體工作結合而得以大派用場。五集中有關往日的過從、經歷的文章，份量很重。這類的追述，記憶力是個很有利的因素。講真人真事，要是能把一些感人的細節如實地、生動地鋪陳出來，肯定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在論戰性的文章裏，那些記性不好而又馬虎大意的，面對司徒華這樣的對手，準要吃虧，例如像《捨命256‧誰想做武林盟主？》裏，提到那個劉某，竟誤把魯迅的名句說成是周恩來的話。那麼窩囊，怎堪一擊呢！簡直不配作對手。

不是文字遊戲的集句

司徒華很喜好那很有中國特色的詩或聯的集句。記憶力在這些再創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跨年代、跨作家的集句，如贈友人的「恥與蛟龍競升斗（龔自珍），卻成遷客播芳馨（魯迅）」《捨命159‧「貧賤行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集句，抒懷的也好，題贈親友的也好，都是有感而發，絕不是堆砌排比的文字遊戲。

接着要談的是集中所流露的感情。師友方面的有《捨命185‧李栩厂老師、45‧憶半世紀前的一位同學》，《悲欣109‧哀悼劉常佳婆婆》，《海嶽125‧記王柏泉兄》等篇。最後這一篇，記下了與柏泉兄的一席話：「與其天天不快樂，只有出糧那天才快樂；倒不如天天快樂，只有出糧那天才不快樂。」短短的引句就把亡友寫活了。作者很善於在日常交往中，錄下很能刻劃對方精神面貌的片言隻語。這不是單靠記性，還要觀察到家。

傾注幼小心靈的感情

綜覽五集，司徒華的感情主要傾注在幼小的心靈裏。他在《纏綿168、「樂、善、勇、敢」是「羊頭」？》一文說：「我從事了教育工作，整整四十年……學生全部是香港最基層的勞苦大眾子弟。現在，雖然已退休了七年，我時刻沒有忘懷教過的學生。」《海嶽113‧沙啞了的嗓子》、《纏綿93‧「校長：救命呀！」》、《悲欣11‧俠氣三分的班長》三篇，讓我們看到他對窮苦的下層子弟的體諒、關注、保護和欣賞，甚是動人。真的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樣的篇章也不少，比方《捨命157‧一個難忘的聖誕節》、《纏綿75‧頸上的瘀痕》等篇。

可是，有時候愛護學生還須要有膽識和一點硬心腸。《纏綿5‧校門前的小攤檔》，敍述他怎樣勸導一個字花檔搬離學校遠些。黑社會中人固然不好惹，而那時候，他還不是議員身份和沒有「教協」作後盾。《海嶽131‧如此父母》，卻一反平日對孩子們循循善誘的常態，嚴厲地警告一個偏心的家長，迫她對同在他校裏念書的二兒一女，一視同人。

「三性」、「二情」的感染力

有關與學生關係，我覺得司徒華有四篇寫得特別動人。《纏綿51‧哥哥》一文，大人讀了，小孩聽到了，都會感動。字數很少，卻寫出我認識的當年香港低層社會的一角，而作者的無能為力的同情心更加強文字的真摰。作者近三十年來雖然也從事大人的工作，憐愛和關心幼苗的小心靈仍是始末不渝。

《海嶽139‧鞋子的故事》寫的一個小學生，家窮，連一雙普通的白帆布膠鞋也買不起。他穿了哥哥的，但尺碼太大，只好往鞋頭裏塞團棉花。他因忍不住同學嘲弄，動起武來。司徒老師（他那時候還沒當校長）不但沒懲罰，反買了一雙膠鞋送給他。連那個學生的母親也受到感動，過了幾天，帶着孩子去道謝和把鞋錢還給他。

《青絲40‧他有一雙精靈的大眼睛》，敍述他對以頑皮好鬥著稱全校，但下課後要帶失明的父母到街上行乞的學生，一直維持好感。文章寫得像一張名攝影家拍的黑白照片一樣，簡樸自然。

《海嶽113‧沙啞了的嗓子》講的另一個苦學生。在知道那個學生的底蘊之前，他曾說笑地給這個嗓子沙啞的學生起了一個英文渾名Paul，是中譯「破鑼」的諧音。後來作者到一個木屋區作家訪，才得悉那個學生小時在一場木屋區大火中受驚過度，把嗓子哭壞了。當學生母親告訴他這件往事，「破鑼」不願聽，跑到屋外去，而老師呢，「默默地聽着，不忍直視她臉上沉重的悲傷和內疚的表情，默默地環顧簡陋的木板的四壁。」

立體形象中的虛線

　　假如「三性」、「二情」是司徒華文章的經緯的話，「感染力」是它發射出的鋒芒。這三方面構成一個有機體，沒有前二者，固然不足以言後者，但要是沒有後者的筆觸，也難以直扣讀者的心弦。

　　我認識的香港中、小學校長、老師也不算少，他們都很少跟我談起校內這類真人真事。就算各校情況有別，也總解釋不了為甚麼他所碰上的，像是寫不盡似的。

　　無疑作者在五集中，基本上達到了他原定的寫作目標，補充他政治活動以外的另一面的形象，但他說的「立體感」，恐怕讀者們自己得作些拼湊的工夫。五集中談他自己的成長和身世，既簡約，復分散。有關的篇章只有《捨命250‧中學畢業後的我》，《青絲115‧〈鋼鐵〉是怎樣炮製的》，《海嶽‧前言、63‧我的閒章》，《纏綿77‧父親百歲冥壽、137‧我們曾受蠱惑》，《悲欣89‧第四本結集〈去尚纏綿〉》等幾篇。就算對他的愛國思想的孕育，也往往一掠而過，像《青絲83‧再談「血壓生升」》裏的「民族感情，既不是與生俱來」，或《青絲121‧〈捨命〉臺灣版自序》裏的「也許因為經歷過民族和戰爭的苦難，比一般港人，多了一些較為強烈的民族感情。」

學養

有關學養方面，司徒華的筆墨不多。《青絲137‧「巨浪、巨浪……」》引了一首詩：「共泛激流不共舟，相思兩地競風流。何當重聚爐峰下，慷慨同溫少小遊。」

　　寫的時候他應還不到二十歲。在香港受教育而有那樣的中文水平是極難得的。他說他很欣賞川劇作家魏明倫，說魏是「靠着韌性、記性、悟性、自學、好學、苦學成材。」（《海嶽7‧「一戲一招」魏明倫》）這當是夫子自道。

　　這幾點裏，除了記性，其他的都可以在後天培養和做到的，包括很多人認為是先天的悟性，亦非高不可攀，讀了《捨命93‧被斥罵的兩次作文》、《青絲53‧好老師和好故事》和《海嶽103‧我吃了一個耳光》，我看他不是在學校培育出來的。他應屬自學成材那個類型。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樣，希望他能專文介紹他這一方面的經驗。

　　誠如《海嶽29‧人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所說，你我都是這樣的一個統一體。內心的矛盾是生活見精彩的那部份，而這些矛盾不一定能及身而解。愈深於思考，愈為眾人忘我地謀利益的，內心矛盾的境界愈高，但由於種種原因往往不願意直接、甚至間接傾吐。司徒兄理無例外。

　　在這近千頁的寫作裏，我覺得看到的是矛盾統一了之後的那一面，讀者能在字裏行間，發現他深層矛盾的一些痕跡嗎？

我倆間的和而不同

　　性格上好些方面，司徒華可以說大異於我。試舉生活上一兩件瑣事。他一向嚴肅，特別在公共場合上，見諸文字亦如此。五集中，逗人發笑的片段就很少見，例外的大概只有《捨命193‧四字成語的趣劇》和《海嶽89‧說名道姓、113‧沙啞了的嗓子》三篇，而後一篇提及給學生起了個諢名只是為了襯托出篇末那淒然的尾聲（見上文）。在《海嶽61‧當年的貧乏》他有這樣的一段話描述二次大戰後，香港一些官小校內設備：「課室的椅子不夠，用一些電油桶補足……大多數同學，是不計較的，因為在戰亂中吃過很多苦。」很巧的，我在九七年的拙作《祭無言》的第二頁裏，也提到當時學校欠缺椅子，但寫的是同學們胡鬧：「我們用力地坐在油桶上，然後把屁股提起，油桶一壓一反彈，發出清脆的『乒』的一聲，很像我們家神枱上倒插在水瓶裏那個玻璃葫蘆不時發出的聲響。」再舉一個例子。作者年少老成，比他略年輕點的朋友早就把他當兄長輩看待（參見《悲欣83‧「華叔」、「華哥」等等》）。可我呢，快到退休之年了，別人仍多以綽號叫我。我愛胡鬧，自知難為人師表，所以寧願經年在外作田野工作。有個很相熟的同業笑我，在家不養孩子，在外不帶學生。其實，若真正作個自我分析，坦率地說，我最缺乏的不是對年輕一代的愛心，而是沒有作者那種的耐性。由於性格上的差異、生活軌跡的分途，人際關係的一簡一繁，我對集中的個別討論，出現意見上的分歧應是在所不免的。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則，我就對我認為值得商榷的三兩篇提點意見。

對郭沫若和孔明的評價

　　《海嶽21‧郭沫若的兩個兒子》一文，斥郭氏「涼薄」，並說涼薄的貶義，不在冷酷之下。若以其他的事件而作出這樣的評價，我也許沒甚麼意見，但我不同意把他兒子世英之死事件也列為在抨擊他的理由。據說世英被造反派綁架後，他親媽媽一再哀求郭沫若在當晚的一個宴會上乞請周恩來幫忙，可是雖然整個晚上坐在周恩來旁邊，他卻一句也沒提及兒子被綁架。這條資料有兩疑點：其一是，除了當事人外，誰能洞知其中真相呢？其二是郭為甚麼不向周求援？只能釋解這兩個疑竇後，才能定奪郭沫若在這事件上是否「涼薄」。又據說，世英死後，郭以毛筆工整地抄錄兒子的日記八冊，放在案頭，直到去世。那麼，退一步說，就算當晚他真的見死不救，那麼抄錄兒子的日記也可視作內疚，顯示天良還沒有滅盡，尚未淪落到「涼薄」那個地步吧？

　　《海嶽117‧〈夕照祁山〉的孔明》文中引川劇作家魏明倫的話時，談到劉備白帝城托孤。作者認為一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便把諸葛亮綁死，是「妖」不敵「偽」。

　　這個分析和他在《捨命15‧楊度與王孝和》裏提到周恩來吸收楊度入黨時所取的角度是一樣的。孔明要是不受劉備那句遺言所牽綁，確認阿斗真的不才而取代之，那麼孔明在後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將會有增益還是有所破壞呢？我是趨向後者的看法。

　　作者在《纏綿73‧為「割席」平反》裏強調「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條哲理。我很同意，並覺得應該那樣評價諸葛孔明、周恩來這些歷史人物。

關於「寂寞」、「創造」的本義

　　還有兩篇的部份內容我不敢苟同。一篇是《捨命27‧古來聖賢皆寂寞》裏的「寂寞」一詞。我以為要多考慮文字的約定俗成那一面和用詞時的個人感受與特定的環境，不宜以外人的體會對詞義作過份的改變或演繹，特別是像「寂寞」這些語義較為穩定的詞彙。要是我們把這篇跟《捨命49‧我感到驕傲》、《纏綿99‧豐子愷在文革》對讀，文意上恐怕有點不安。

　　另一篇是《悲欣19‧誰創造歷史》。作者似乎同意歷史學者黎澍對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說的人民創造歷史那類話的質問：「兩次世界大戰、沙皇侵華、日本侵華、鴉片戰爭等等，這樣的歷史是誰創造的？是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嗎？」我認為黎澍的質問有語病。「創造」這個動詞，牠的賓語的詞義是正面的，不是像「日本侵華」、「鴉片戰爭」那類本質上屬反面的辭彙。若帶貶意的賓詞，即可用「製造」、「炮製」等字眼，比方說「蓄意製造爆炸案的犯人」，此中的「製造」斷不能代以「創造」一詞。因此，姑無論毛氏的論證能否為人接受，黎澍的質問，因措辭不當，是不能成立的。

解讀和欣賞的兩條鎖鑰

　　末了，總的來說，作者在五集裏給我們的印象，倒可以用魯迅這幾句話來形容；「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撃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引自《華蓋集》。這裏的「打」應當作「打倒」解，因為我們從沒有聽說過魯迅曾打過人。）但要作到這六個「敢」，在言行上就首先要作到有理、有利、有節（《捨命111‧「有理、有利、有節」》）。

　　五集裏不單只直接、間接引用最多的作家是魯迅，就他的文風而言，比方《青絲79‧由「耳赤之一手」想到……》的「三級跳遠」式的佈局，然後出其不意，令對方無轉身的餘地，逼得就範，那是很得魯迅雜文的精髓的。

　　在我認識的朋友、同學、同業中，我敢說沒有一個比他領悟得更深、更透澈、更能在生活和文教事業中體現魯迅精神。早在他加入《三言堂》前，有一位學者跟我說司徒的言談「很魯迅」。

　　把魯迅用作形容詞，對我來說，很明顯不是說他行文時常引用魯迅的話那麼簡單。引句多寡，是量，還沒到質那個層次。可惜當時未及問她這句評語之所指。那麼這句話怎樣理解呢？我覺得可以歸結到魯迅先生的兩句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兩句也是解讀這五集，甚至觀察他幾十年的言行的鎖鑰。

（原文載於二OO一年十月廿一至十一月三日《明報》‧世紀版）

夜聽春雨

《三言堂》的「一言」（之七） 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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