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綠色‧六四(文:游順釗)

綠色‧六四 (文:游順釗)

十七年的時距,給我們提供一個有利於回顧與前瞻的觀察點。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的吼聲雖仍繞縈於耳,國情、民情卻在加速演變中,出現了迫切的、複雜的生態環境危機。民主運動要對這個民生問題作出及時的回應,才能更有效地繼續發揮「六四」精神,在群眾中取得更廣泛的共識。

一、經濟增長,歪風上揚

經過十多年連續的經濟增長,大部份人民的起碼溫飽,雖可說解決了(但並不等於脫貧),然而社會的歪風並沒給壓下去,相反地還變本加厲。貪官污吏如水銀瀉地,連醫院也成了徇私舞弊的溫床。城鄉間、城市中的貧富懸殊加劇,15%的人擁有全國存款的85%,而這懸殊還帶有明顯的代傳代的趨勢。農民常因徵地賠償不公,與軍警衝突。工業、礦務生產線上,廠商欺壓工人,剋扣工資,隨時勒令加班加點;礦主罔顧人命,明知礦坑有安全隱患,仍叫無經驗的農民工下井挖煤。

近年來,工業環境保護的失控,引發了多方面的生態性的災難。去年(零五年)底的松花江跨國食水污染事件,震動全國上下,揭露了這生態危機。這危機其實已潛伏多時。雖說不應盡由目前的領導班子負全責,然長期以來上無遠瞻,就難免貽害子孫。

松花江事件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了幾句實事求是的話,點出險阻的生態航道上的冰山:「環保是我們這一代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三分之一國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五分之二已成為劣質類水,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一千五百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國佔了五個。」

人們需要兩個正常的生存環境,一個是社會的,一個是生態的。這兩者固然不能分割,暴露問題的時機可有先後。假設當年天安門廣場是中國社會環境的毒瘤癥結處,經過十多年來經濟上對自然資源的無饜索求,這毒瘤已擴散到全民的工作、居住、食水、空氣等日常的、基本的生態環境上去。

全國災難性的社會︱︱生態現象,是罄竹難書的。在這「六四」十七周年紀念之際,本文列舉幾個嚴重生態現象的縮影,作為在這新階段裡,探討如何保持和深化民運動力時的參考。

二、上天下地,無處可避

這些年來,為了追求暴利,貪婪無厭地挖取大自然的資源,各省的生態環境在不同的生產線上,終於紛紛敲起了喪鐘。河水與地下水化學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廢物污染等,正在迅速對國家構成致命的威脅;大量使用化肥,導致地質惡化;沙漠在擴張,湖泊在縮小。其中以水污染最令人心憂。

國家環保總局也指出,零一至零四年災害性水污染事件共三千九百八十八起,平均每天三起。中國環境科學院趙章元教授透露:「全國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人大常委會水污染檢查組去年發現七大水系中劣五類水佔30%。例如黃河,除上游少數河段水質還勉強可以,其餘常年為無用的四、五類的劣質水。」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員說:「因只考慮經濟利益,化工石化行業都看中江河沿岸、城市的近區。一旦發生環境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想當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口號喊得多響亮,現在卻流著的是劣質的河水。原定於二零零零年把淮河流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四省的河水「變清」,供應能飲用的水。六年過了,這個計劃的實現似乎還是渺渺無期。

潘岳承認,松花江事件後,今年(零六年)頭四個月全國發生與水相關的環境污染事故次數,已超過去年的總和!甚麼時候才能煞住這個下滑的趨勢呢?他沒法斷言。我們還要懇望即要完工的「三峽工程」和快將出爐的「南水北調計劃」,千萬別出事。

三、煙害全民,政府是問

全世界有十億多煙民,每年因煙致死的有四百萬。中國煙民現有三億二千萬,即使不分男女,連嬰兒也算在內,四個人就有一個煙民!據統計,八個抽煙致死的,有一個是因抽二手煙。按此推算,中國每年起碼有廿萬人枉死。

農民也避不過這個厄運。在農村,呼吸病症為十大死亡原因之首,而這個死因在城市裡只排第四!無論大氣污染情況壞到怎樣的程度,農村的空氣總不會比城市裡的更差吧?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反常現象呢?煙霧是室內最危險的空氣污染,尤其是在人口擠迫和沒有適當通風系統的國度裡。在農村,冬天是最糟糕的季節。此時抽捲煙的煙霧還加上燒火取暖的煙霧。農村居民在這雙重煙霧籠罩下,受盡困在室內污濁空氣的折磨。

為甚麼不趕快著手應付抽煙這公害呢?九零年五月三十一號的「世界戒煙日」,中國的電視台、報刊煞有介事,進行宣傳活動,作出壓抑抽煙的姿態。然而虎頭蛇尾,煙禍繼續失控,之後對抽煙遺害國民健康的嚴重性近乎熟視無睹。我非常懷疑政府沒下決心抑制這個惡習,是要維持這項重大的稅收利益。據中國煙草總公司的統計,抽煙的消費,佔一般家庭戶主收入的12至15%。這項稅收多可觀啊!可知道,中國煙草公司是唯一賺大錢的國營企業,其他的都多虧本。每年這麼多人因這煙公害致死,卻沒形成一股社會申訴力量,逼使當局制定對策。不把煙公害的真相暴露出來,啟發民眾,那麼死一個,死十萬個,都是「咎由自取」,政府毋須引咎交代。然而我們認為,當權是要把好關的。在這煙公害問題上,黨政大員雖非始作俑者,亦難逃失職之責。

近來中央傳出要就河水污染事故建立「問責制度」。我們應該督促他們盡快實踐這個諾言,不單只針對那些無從抵賴的、集體的、區域性的污染,同時也要推及與煙公害失控的有關部門。作到這點,將是在維護民生、民權路上,跨出一大步。

四、醫無保障,雪上加霜

在這個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現下的醫療制度絕對不敢恭維:假藥滿天飛,冒牌大夫到處撞騙,醫院看病亂收費,醫生大收紅包,醫護人員向病人強行推銷藥物,怎能不叫人「談病色變」!山東濟南一些醫院,竟給病人輸工業氧氣,但仍按醫療氧氣收費;齊齊哈爾的假藥在全國推銷,導致中山大學附屬醫院九人死亡。諸如此類的不法的、不人道的行為,真是不勝枚舉。一位最近還在北京一家醫院服務的大夫跟我們說,醫院裡看不過眼的事太多了。還有點醫德、良心的同業,要不心碎,也早晚會給累死。前人說,生不入衙門,現在的醫院跟衙門一樣可怕,有病無錢就別進來。這說明為甚麼農民工為了籌備醫療費,逼得帶病作業。一次小小的手術,就要動用一個農民工好幾個月的工錢,大的,動輒以十萬八萬計,窮人家就只好死了心,聽天由命。

五、礦難頻頻,草芥小民

煤礦事故本身雖不是生態環境問題,然而歸根究柢仍是不擇手段地掘能源的必然惡果。從九零年到現在,全國每年煤礦事故死難人數都超過一萬(官方數字則介乎五、六千之間,那顯然偏低)。較輕的礦山事故,即死亡人數在九個以下的,差不多兩三天就有一宗,跟交通意外一樣,不算甚麼新聞,外電也懶得報道了。只有聽到那些特大的礦山事故,像零五年二月遼寧阜新孫家灣煤礦(二百一十四人遇難),八月廣東梅州大興煤礦(一百二十三人),十一月黑龍江東風煤礦煤塵爆炸(一百七十一人)等,人們才又醒覺起來。行文至此,中新社五月二日電又傳來噩耗,陜西子長縣煤礦瓦斯爆炸,井下三十二名礦工全部遇難。

煤礦事故無論大小,都是悲劇,都是充滿血淚,叫人心酸的。農民工因貧困而產生「出去一個,脫貧一窩」的幻想,以期救家人出生天,部份更逐漸演變成絕境的「死了一個,脫貧一窩」,索性與死神打賭,把性命這最後一注也押上去了。

一些農民工,在二十萬元人民幣賠償的誘餌下,鋌而走險。他們明知礦井是個死亡陷阱而不顧。在各省裡,這些死亡陷阱,大大小小,究竟有多少則不得而知,然而單是零五年下令封閉的就有一萬五千。目前四億二千萬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一億六千萬剩餘勞動力可充作農民工,他們之中最低層的很可能被誘去填塞礦坑的無底深洞。為此,我寫了這幾行詩句,聊泄悲憤:「……覆蓋著臨時工的青白殮布,在泥土與煤屑混成的褐色的土地上,刺眼地排列著死亡的數字……」(《井口上的祭壇》)

六、結語

社會是個海洋,是動態的,固然,間或也有較寧靜的時刻。可是不可能老不動,老不動就是一湖死水。社會運動,就是這個海洋的浪頭,它的衝擊力是多層次、多向度的。試看「五四」的第一浪,是因列強瓜分中國而激發的。自後,隨著形勢的演變而與時代的進展合拍,終結穴於新文化領域中。這種轉向,是重大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長期產生影響力,使我們可以從中取得經驗教訓。今天作為與「五四」並列的轟轟烈烈的「六四」民主運動,也應有它的演進軌。事有湊巧,「六四」紀念日的第二天,六月五日是世界的環保日。把這兩個日子的紀念內容連起來,也頗順理成章。正如上文潘岳說的,環保問題的根源不是專業的,是政治的。

古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國家必須有一個互相制衡、相反相成的政制作保障。但在一黨專政,「人大」空有其表的情況下,人民失卻監督和制衡能力。出現這些嚴重的社會︱︱生態現象,責任就只能直指以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

胡錦濤掌舵後,強調不久將來實現的「小康社會」的美景。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生態環境,就算十五年後國民平均收入真的達到計劃中的三千美元,也無濟於事。國土將像一艘輪船,承受不了貨物的壓力而沉歸海底。

現在又一次是《國歌》裡那句駭人的歌詞「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時候了。可是這一回,召喚民眾把「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是沒用的。我們跟大自然作對,辜負了養育我們的天空和大地,將四面八方受敵,無處可避。洗天風雨必要及早到來,要在全國盡快上演環保的「除三害」。事不宜遲了,讓春風再綠江南岸,淨水重灑我神州的明確日期,應列入急切的國務議程表上。

(原載於二○○六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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