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 附錄:讀練乙錚《浮桴記》的回應十篇

附錄:

讀練乙錚《浮桴記》的回應十篇

一、「十年磨一劍」

他的大作,約四萬字,分十七篇,由六月十三日至七月一日,於《信報》連載刊出。還有一個副題,是《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所謂「謀府」,指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他由九八年進入該組任全職顧問,至○四年被革退,凡六年。雖然聲言仍須嚴格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但所記述的「事與思」,也很有可讀性和參考價值,尤其是引發讀者去思考和估計未來的局勢。當讀到第一篇的時候,我便打算寫一些回應文字。這是拙作的第一篇,接還會陸續寫好幾篇。

我對「練乙錚」這姓名,很有好感。一、姓與名的三個字,都脫俗;二、聯起來,有很具意思的含義;三、最後的一個「錚」字,是響亮的陰平。我想起了,賈島的五絕《俠客》:「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練乙錚」不是與「磨一劍」的意思相近嗎?很慶幸他,繼承一個別緻的姓,而又有一位滿肚墨水的長者,為他起了一個與姓配合的名字。

「謀府六載」,可以說是大可一試「霜刃」的機會。可惜他只幹了三數年便意興闌珊而萌去意,不久,即如釋重負而被勒令停止工作。那「霜刃」一試,劍鋒便捲了。「今日把示君」的,就是那一把捲了劍鋒的「霜刃」。「誰有不平事」?答案已有了,就是他自己和回歸後怨憤衝天的港人。

語云:「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除非是心懷叵測而又善於斂藏者,練不似這樣的人,大可以文觀人,以人觀文。以其文,去了解其人;以其人,去了解其文。我覺得,大可以知人論世地,去讀這十七篇的《浮桴記》。

我於三十年前,與練相識,只見過幾面,略有印象,其後便再沒來交往,了解是很膚淺的。但在《浮桴記》中,零散地隱約地透露過,他一些過去的經歷,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我們去進一步了解他的「事與思」,了解那「霜刃」為甚麼一試就砍捲了劍鋒。

他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卻贈他:「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已經嘗過了「高處」之「寒」的滋味,不必「浮桴」,回到「人間」來「起舞」罷。

二、我所推測的心路歷程

在《浮桴記》各篇中,練乙錚分散地、簡略地、隱約地,透露了他的過去。我據此,去推測他走過的心路歷程,以助讀者破讀其「事與思」。因資料不多,而且是推測,如有不準或失誤,尚祈賜教指正。

他畢業於華仁書院,是一名「番書仔」。不少人以為「番書仔」,飽受殖民地奴化教育,大多缺乏家國情懷。我也是「番書仔」,卻不以為然,有如沙漠中的孩子,更渴望甘泉的滋潤,對校外大事反更為嚮往敏感,民族意識濃烈。未知練是否也如此?

中學畢業後,他赴美上大學,參加了海外保釣運動。這運動興起後,即被中共滲透控制,蛻變為反台灣的「統一中國」運動,並在其中發展了中共的海外地下黨組織。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我多次到美加接觸海外支持民運人士,其中不少是當年的老保釣,但已幡然改變了原來「國粹派」的思想,告訴我上述情況。練在那次保釣運動的熱浪中,是否也受到了感染呢?

大學畢業後返港,大抵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這也就是他所說:「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的時候,其中有如曾鈺成、曾勵予兄妹等人。他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與朋友合辦灰色靠左的學生雜誌《學生哥》半月刊。七五年復活節假期,教協會舉辦教育展覽,他領讀者會的同學來參與工作,我由此與他認識。此外,他還參加了,當時學運「國粹」與「社會」兩派,正醞釀分道揚鑣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其後,也許是在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後,他再度赴美潛心讀書。這是否因一些理想幻象的破滅呢?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他流淚洗面,參加了留學生的抗議示威。他的家國情懷仍在,而又有進一步的改變了罷?

九二年回港任教於科大,後又由科大轉到《信報》任總編輯。這次轉職,我推測是因那一顆更有效服務社會之心未死,而不是為了待遇前途。後來又再由《信報》轉職到中央政策組,我以為也是如此。

進入中央政策組,他必然要順利通過政治和品格的審查,過去參與的政治活動未成為障礙,他是被信任的。○三年大力強行《二十三條》立法,爆發五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再加上幾年來在工作上的感受,遂萌去意,豁了出去,參加七月十三日的民主集會。

○四年三月,被告不再續約;七月被革退後,「乘桴浮於海」去學帆船遠航去了,未知是否有退出江湖之意?○五年初,寫了這近四萬字的《浮桴記》,記述在中央政策組六年的「事與思」;六月中於《信報》連載刊出。事實上,他是「自炒」而不是「被炒」;寫《浮桴記》,也要有決心。

如果上述所推測的心路歷程,無大出錯,讀者可再由此推測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是個真正的愛國愛港者嗎?這樣的一個人的反思,不是很有參考價值和可信嗎?

三、所謂「正統」?所謂「主流」?

練乙錚惋惜和慨嘆:正統左派未能晉身主流。何謂「正統」、「主流」?果真如此?

按《浮桴記》的上文下理,大抵是指:老愛國、傳統左派,如回歸前工聯會、教聯會或隱蔽的左派組織骨幹,被排除在特區政府權力核心之外。這是與一些忽然愛國、投機愛國、投資愛國的新貴,相對而言。

國內幹部,有離休與退休之分,以四九年參加工作為界線,前者待遇優於後者。這大有「論功行賞」的意味,在特區難道對參與公職也來搞這一套?

在鬧革命和建國初期,中共以理想、階級、愛國的旗幟,的確吸引結集了不少人。時至如今,這些人已分化為好幾類了:一、如尚健在,垂垂老矣,度殘年。二、在現實的打擊下,理想幻滅,感到受騙,退出江湖,獨善其身去了。三、吸取歷史教訓,「第一種忠誠」變為「第二種忠誠」,走另一條堅持理想做一個真正愛國者的道路。四、因「正統」而得到名利,失去理想和熱誠,消沉、墮落、腐化了。五、尚未得到名利,藉「正統」去繼續追逐而已經沒有理想。

練「從七十年代初就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看看他們是否已有了這樣的分化呢?其中有多少是屬於前三類的,有多少是屬於後兩類的呢?

在這五類之外而未分化的,大多有這樣的特點:一、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高;二、生活圈子很窄,左派圈子以外的人情世故不懂和朋友不多;三、仍是左派傳統的那一套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終難改。

正統左派,還有一些甚麼人才可晉身而未能晉身特區權力核心的呢?其實,已晉身的已很有一些,如梁愛詩、梁錦松、曾鈺成、鄭耀棠、譚耀宗、程介明、戴希立、吳清輝、黃玉山、葉國華、鍾瑞明、曾德成等等。當然,上述分化了出來的前三類人,都不在其中。

在回歸初期,為了包裝以穩定人心,以免市民反彈、外商戒心,才抑制住不讓正統左派蜂擁而入掌握核心權力而已。現在,環視一下,實際上也沒有多少可勝任而讓其進入的。否則,練乙錚所反覆批評的極左路線,是否變得更嚴重呢?

他也可以算是半個正統左派而晉身了半權力核心,六年來的感受又怎樣呢?看來,他將會成為分化了出來的第二或第三類人。他已有了切身的體驗,怎還有如此的惋惜和慨嘆,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盲點呢?

四、「大有為」與「八萬五」

練乙錚在《浮桴記》,分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記述剖析回歸以來的決策失誤。

先談經濟。他認為:偏離「積極不干預」,而又整個政府裏缺乏搞嚴格經濟研究的人才,卻訂出一系列「大有為」的發展經濟目標和具體策略,結果失敗了,或無疾而終,或焦頭爛額。在這方面,他只提及一個又一個「中心」的建議,沒有涉及「八萬五」的房屋計劃。

他「替大有為小翻案」,舉芬蘭為例,在人力和基建的投資上,某種有力的政府行為成功了。董建華之所以失敗,因為只是「匹夫之勇」,「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

這「匹夫之勇」是從何而來的呢?練雖然也提及董以「亢奮」的心態接管香港,卻沒有深究他為何會「亢奮」?我從意識形態來談一談。

「洗脫百多年恥辱」;「英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不但也能做得到,而且要做得更好」;等等。回歸前後,從中央到「土共」,都瀰漫這樣的亢奮心態。這與「假、大、空」的一貫歪風,是氣味相投的。於是,施政方針計劃,也就變得政治化、策略化、權術化、主觀化、口號化。這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超英趕美」。「結論行頭,前提搭夠」,意識形態先做了「結論」,然後才去堆砌出「前提」來支持。這樣怎能不失敗呢?

我來補充說一說「八萬五」。其實,香港房地產的暴跌危機,早已在回歸前,八四年中英簽署的關於土地的協議中,埋下了伏線。

在該協議中,雙方同意回歸前,每年只出售公地四十公頃,賣地所得款項,一半歸港英,一半存土地基金。當時中方害怕,港英在回歸前大量賣出公地,所以有此協議,卻不了解這違反市場規律,賣了地的錢也留在香港,英國人是帶不回倫敦去的。從八四至九七這十三年內,已預見土地的有限供應,房地產怎能不急升呢?

回歸後,土地供應的限制取消,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房地產必然大跌,成為了香港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購買了樓房的港人,成為了叫苦連天的負資產者。

梁振英、鍾瑞明等人,因參與中英土地談判,達成這樣的協議,中方認為他們立了大功,論功行賞了。他們既缺乏眼光,又不懂市場規律,而中方的「陰謀論」卻是主導的。

我不懂經濟,更不懂房地產,只從略懂的政治角度,這樣地去看「大有為」和「八萬五」。

五、是路線,還是本質?

練乙錚認為:特區政府政治失誤的兩大內因,一是錯誤估計回歸後港人對中國的認同,二是收緊言論自由而不發展民主的政制;但根源都在中央的極左路線的外因。

其實,只要不是維園阿伯,都不會以為,「英國人一走」,港人就「馬上變得徹底愛國愛黨如愛考妣」。略知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自四九年至今,有多少人由大陸來港定居,他們為甚麼而來,過去的遭遇如何,佔了全港人口百分之幾,那麼便不會誤讀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問卷調查報告了。

不是誤讀,而是強讀。○二年春,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對練說:「《信報》立場頑固如一,想必是林家揭錯了皇曆?」那是甚麼「皇曆」呢?回歸後,特區已是中共的天下,你們怎麼還不靠攏轉呢?太不識時務識趣了。以己之心去測他人之心,這是強讀而不是誤讀。嗚呼!這樣的高官!

港英時代,政制更不民主,為甚麼卻又不用收緊言論自由,去維持穩定呢?這是一黨專政的統治邏輯,自由導致動亂,只能去壓制。這是把一黨專政的一制,搬到資本主義的另一制來了。要把特區的穩定,一步一步變成大陸的一黨專政的穩定。「萬馬齊瘖究可哀」!

上述的兩個所謂內因,很容易察覺所源的外因。九七年前,香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的。

練「敢武斷地說,這種錯誤的源頭不在香港而在中央,並且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每一次犯的重大錯誤,性質上如出一轍,就是極左。」多年來,中國已少見極左路線,反而在很多方面是右的,我以為不是路線而是本質。

中共的本質是:絕對權力,權力第一。在革命時期,奪取政權;執政後,鞏固維持絕對的統治權力。對外是,「非我黨人,其心必異」;對內又「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於是「非我派別,其人難信」。對一時未能控制的地區、機構、團體、單位等,先行挖牆腳、摻砂子,最終必須奪得絕對的權力。

鄧小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以免經濟崩潰而垮台;一個基點是開放改革,這是為維持統治的經濟建設而服務的;另一個基點是「四個堅持」,這是為鎮壓開放改革帶來的自由,更直接為維持統治而服務。一個中心兩個基點,全都是為了緊握已有的絕對權力。

「一國兩制」,只是為了香港要能更好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北京心裏總想,那另一制一步一步地完全控制了權力,能如臂使指,必為我服務得更好。慾壑難填,權力之慾是永不滿足的。所以,不能以極左路線稱之,而是絕對權力的本質。練乙錚也提到了史太林政黨體制,大抵與我的意見不太相悖,只是他較為含蓄。

路線可改,本質難變。本質不變,路線改了也是權宜的,類似的路線必再出現,甚至變本更厲。

六、輿論的陣地與市場

最近,黃毓民再被「封咪」。大家去看一看《浮桴記》之二及之三,會對事件的了解,有所幫助。

練乙錚說:特區政府不加速民主化,卻反其道而行,去削弱言論自由,以求兩者平衡。政策碰壁,管治困難,高層認為是因政府沒有輿論陣地,於是要先從取得輿論陣地入手。練卻認為:不是沒有陣地,而是沒有市場,政策本身漏洞百出,理屈詞窮。我來舉個比喻:雖有飯煲,但拙婦煮的卻是臭米,叫人如何下嚥?

回歸以來,傳媒陸續自律轉,這是人所共見的。不過,為甚麼言論自由卻沒有大倒退呢?我認為,因為在這方面,還有自由經濟市場規律的無形之手,在發揮作用。讀者聽眾有選擇的自由,摒棄那些自律轉的傳媒,讓其萎縮以至關閉。但這次黃毓民再被「封咪」事件,使我的憂慮加深了。

自去年黃毓民、鄭經翰、李鵬飛「封咪」,商台的收聽率不是大跌、廣告收入大幅下降嗎?這是完全違反商業原則的,為甚麼竟還一而再呢?

公費開辦的港台,也不斷受到壓力。傳媒的自由經濟市場規律,是不是受到破壞,那無形之手是不是會被有形之手取代呢?佔據了所有的飯煲,換了一個巧婦,煮的是毒米,你吃了便會中毒而不覺的。

最近,一大批時事評論員,應邀訪京。我們且拭目以待,看看他們今後的言論,有誰是一如既往或有所改變的?

練乙錚以《伊索寓言》的《太陽與北風》來作比喻,「北京吹北風」,以致港人離心而「特首交白卷」,建議「北京脫胎換骨,港人自然歸心」。他所說「脫胎換骨」,是擺脫史太林主義的一黨專政,那豈不是「變天」?他實在太斗膽了!

從董落曾上、連宋登陸,反映出胡錦濤的確在魄力和策略上,大勝江澤民一籌。北京已掌握得○三、○四年七一大遊行的確實情況,待○四年九月立法會選舉穩住局面,即作了策略轉變的部署,展開大規模的有力的統戰攻勢。統戰從來都是: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利用矛盾,個別擊破。最後達到,全部吃掉,獨攬絕對權力的目的。

現在,「北風」已略為收斂了,「太陽」初露光芒,讓你脫去寒衣。「尋常看不見,偶爾露猙獰」,突然驟冷,你便會冷病,冷死。

曾蔭權和許仕仁,是會很識相地很好地去配合的。兩年試用期過後而連任五年,那時大抵會北風再吹而驟冷。

從輿論的陣地和市場來看,為維護香港的言論自由,廣泛大力地建立推動,眾多的獨立的電腦資訊網絡,實在急不容緩。

七、《基本法》的金光大道?

批評特區政府政治上失誤,練乙錚在《浮桴記》指出:根源來自外因的中央的極左路線,不走《基本法》的「全民政治」金光大道,卻念念不忘搞階級鬥爭的統戰。

我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交替之際,收回香港的中英談判,已擺到議事日程上。據聞,當時的新華社,透過傳統左派團體,做了一個內部會員的民意調查,百分之七十以上對回歸有抗拒情緒,上報了中央。

就在這時候,鄧小平與廖承志,透過內銷轉外銷,多次傳出這樣的說話:回歸一切不變,只換一面旗和一個總督,以穩定人心。當時沒有提到駐軍,大抵因此使其後耿飆與黃華有出軌的言論,被鄧小平公開點名直斥「胡說八道」。

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全體草委。我在場目擊耳聞他說:假如五十年不變不夠,可以再加多五十年。當時聽了,愕然凜然!這麼重大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信口開河去說改變呢?怎樣才算是夠與不夠?甚麼是標準?假如被認為夠的話,五十年是否屆時也可以減少一半,改為二十五年?鄧的這一句話,在當時事後所發的官方新聞稿中,是刪掉了的,大抵認為不妥。不管有沒有刪掉,的確這樣說過,這反映出在一言九鼎的最高領導人的心目中,所謂「法」到底是怎麼回事,遑論其他人了。

回歸八年,已「人大釋法」三次。不用怎樣懂得法律,只要不是文盲,讀一讀《基本法》白紙黑字的條文,便知道這三次「釋法」,是「夾硬」、「打橫」而來,實質上是踐踏了《基本法》,修改了《基本法》。

練認為,《基本法》上規定的,是一條「全民政治」的金光大道,而不應去搞統戰和階級鬥爭,排斥「第二種忠誠」。難怪他被批評「書生氣」了。

從《基本法》條文的文字來看,的確亮出一些金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也亮出金光嗎?練的確是「書生氣」。中共所指的「書生氣」,就是不懂政治、階級鬥爭、謀略權術。最近,中央黨校一位教授,來港講學,解釋「政治」的定義,坦率地承認,馬恩列斯毛的所謂「政治」,就是階級鬥爭。我卻以為,練的「書生氣」,最主要的是不了解中共黨史,缺乏近代中國史觀。

看來,還陸續會有「人大釋法」的。今天,特區較堅固的支柱,是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法官是終身制,其中不少是外籍,頂得住政治壓力,其他的和大部份法律界人士,都受到過嚴格訓練,有較高法治精神,基本上實行「普通法」。二、外商不是因民主、自由、人權,而是正當的商業利益,極為關注司法和法治的實施,影響到投資。三、透明度極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走上了金光大道,《基本法》才有它的真正金光大道。

八、高官問責制與二十三條

高官問責制的推行與二十三條的立法,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兩個政治事件。練乙錚在《浮桴記》,對前者的記述剖析較多,對後者卻墨甚少,是否因後者涉及「保密」而有所避忌呢?關於高官問責制的出台,練指出「三個因素、一個關鍵」。三個因素是:一、董建華要「大有為」,而公務員局長卻保守。二、回應「短樁事件」。三、北京對陳方安生不滿,要修訂其角色與權限。上述的第三個因素,是最主要的,也即是關鍵。

我同意,第三個因素才是關鍵,其餘兩個只是陪襯,但卻從更深遠一點,從北京接收香港的整個策略去看。

最初,只說「換一面旗和一個總督」;後來逐步收緊,加上駐軍、《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限制政制的民主發展;「六四」後,又二十三條加料。為了穩定人心,全部公務員留任,於是陳方安生由原來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務司司長。年紀較大的,或會都記得,當新中國政權建立時,不是也宣布所有國民黨舊有官員都全部留任嗎?結果,起義的也一個一個不得好死。

北京在計劃中,香港的回歸要有一個過渡期,為時三至五年,盡力容忍抑制,以求社會和人心穩定。另一方面則作種種部署,滲透控制關鍵部門,在完成過渡期後,使整個特區逐步置於腳下。有誰想得到,這個過渡期殊不如意,董建華的施政受到愈來愈大的反彈,民怨民憤愈來愈大,社會和人心愈來愈不穩。

這是甚麼原因呢?北京和董建華都沒有反求諸己,認為兩個最大的禍根是:一、「港英餘孽」的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陳方安生,在從中作梗。二、傳媒和民主派,在興波作浪。回歸已三年了,特別是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又取得大勝,於是在二千年第二屆立法會的選舉後,便立下決心,要鏟除這兩個禍根。

首先是推行高官問責制,削減政務司司長的權限,亦即練所謂「廢宰相」,把統轄各局長和所有公務員之權,都收歸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權。陳方安生當然心知肚明,又不願意推銷,便於任滿前一年的○一年五月辭職。她可謂眼光銳利,而又能提得起放得下。她辭職後,接替的曾蔭權也不被信任和重用的,政務司司長去做了「清潔大隊長」。

高官問責制一成立了,○二年便大力去推動二十三條的立法。香港市民是敏感和聰明的,嗅到硝煙味道,直覺是衝言論與結社、集會、遊行等人權自由,以至民主派和民間力量的生存而來。於是爆發了○三年七一大遊行。

大遊行後,進入了權力核心的「正統左派」,仍聲言支持董建華在七月九日如期把二十三條提交立法會。練乙錚為甚麼還惋惜和慨歎,他的「正統左派朋友」,未能晉身權力核心呢?最後,反而是田北俊退出行政會議,自由黨全體立法會議員不支持該日立法,迫得董建華撤回,才使特區避過一場大災難。否則,大家可以想像,在七月九日晚上,會有多少市民結集在立法會門外,以至整個中環,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局面。那一次,田北俊可算為特區立了一功。

九、「第三部門」為何無疾而終?

在社會政策方面,練乙錚在《浮桴記》,只重談了「第三部門」。對這個問題,他從階級矛盾入手去談。

他引述西方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認為都沒有忽視階級分析和階級矛盾,只不過主張以消弭和緩的方法去解決,而不是鬥爭、革命、一個階級吃掉另一個階級。貧窮不均、階級利益衝突、社會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解決的辦法是: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制的大前提下,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和財富再分配政策,去調和,去使其不至於愈來愈激化,以致爆發動亂,衝擊社會的穩定。

我以自己在這方面的貧乏知識,再以自以為是的簡淺的比喻,去解釋上述的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階級,粗疏地說,分上、中、下層,收入和所擁有的資產,差異很大,例如6、3、1之比。又假設,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是100,便各分配所得的財富是60、30、10。在自由經濟的推動下,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會不斷增加,倘又假設增長至200,分配比例雖然不變,各階層所得,便變為120、60、20,也都是各有增長的。如又在稅收、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政策下,上層變為120-20=100,下層變為20+20=40。這樣,各階層不但都有增長,生活有所改善,會皆大歡喜,而且略為減少了感覺上的懸殊。階級矛盾因而得到和緩,社會保持了穩定。

為甚麼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制,是兩大前提呢?因為自由經濟才能促進生產、增加整體的財富,促進階級對流;民主政制才能反映民意,給執政者壓力,去採取這樣的政策。

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理論,卻認為:資本主義的原罪是生產工具私有制,階級矛盾是無法調和的,無產階級必須起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行「共產」,取消私有制和自由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

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信誓旦旦宣稱:資本主義必定滅亡,無產階級必會在全球勝利。但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滅亡而更興旺;反而,在上個世紀,奪得了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的考驗下,不是垮了台,就是變了質。

兩種對待階級矛盾的理論,到底哪一種正確和經得起考驗,不是已昭昭在目嗎?

練乙錚在《浮桴記》記述,領導中央政策組的鄭維健,建議在社會上建立和發展「第三部門」。所謂「第三部門」,就是在政府管轄和市場利潤原則支配之外,組織民間團體和活動去解決社會問題。最初由政府支持,再立例讓社會資源不經政府而流入「第三部門」,讓其獨立自主。我猜想,不知是否像回歸前,差餉的一定比例撥歸市政局一樣。這是一個和緩階級矛盾的社會政策,這個政策,練是大力支持的,初期還得到董建華的贊同。但○一年底鄭離職,練變成孤掌難鳴,董卻彷彿忘記了。於是,這個社會政策和計劃,便無疾而終。

我認為這樣的結果,並非個別的人事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這是一個發展民間力量的政策和計劃,而民間力量也就是公民力量,必定會發展成為推動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共產黨是害怕群眾和民主的。北京願意看見一個這樣的「第三部門」嗎?無疾而終的命運,是注定的。董建華初期表示贊同,這是他一時在政治上的無知而已。

十、誰批評他「書生氣」?

在《浮桴記》之三,練乙錚記述:在○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夕,鬥爭升溫,他覺得政府將會犯大錯,提出不要鬥爭,要大和解。「組內一位重要同事批評我:『阿Joe,你書生氣。』」我讀到時,心裏納罕,這位「重要同事」是誰呢?他竟然這樣老氣橫秋,以毛澤東罵知識分子的話,去批評練。他大抵是很不「書生氣」的罷?中央政策組中,較多人知道的是劉兆佳、曾德成,未知可否算是「重要同事」?但從上下文來看,不會是他們兩人。因為在這次會議上,劉如常不在;至於曾,練其後與他詳談大和解的觀點,「曾悶悶不樂,沒有表示甚麼,但很留心聽」。直至讀到最後的幾篇,練談到組中的其他的人,我才推測得答案來,並認為雖不中亦不遠矣。

○一年,中央政策組三個全職顧問之一的白景崇離職,李明?接替。練描述李:「李明?加盟,而我很快就被打成『右派』,靠邊站了」;「李堪稱『保守親中』,立場原則性比劉兆佳強,路數和劉一樣」;「劉、李的政治是狹義的黨派政治,以壓住反對派、建立『穩定的執政聯盟』為目的」;關於示威人數,「李說:『……特區政府也要有自己的數字,你要從國際鬥爭的高度看這個問題啊!』」……。這樣的一個人,以「書生氣」衝口而出去批評他人,恐怕是難免的罷?

我與李明?相識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下半頁,交談過,卻來往不多,只記得一次曾到他在跑馬地的家去取稿件。後來,據聞他與劉兆佳做了鍾逸傑的智囊,去為港英設計推行地方行政的策略和計劃。自此,便再沒有見過面。在印象中,那時認識的他,是一個拘謹有禮、言語溫文、少見高談闊論的學者,倒很帶有一些「書生氣」,卻毫無霸氣。倒想不到,他在中央政策組裏,竟鬥爭性那麼強,去批評別人「書生氣」。是以前看不清他的臉目,還是他後來變了呢?「易漲易落山溪水」!在《浮桴記》,我看見了曾德成的另一面,改變了以前對他的一些觀感。想不到,他在中央政策組裏,也並不工作得愉快得意。

一口氣寫了十篇讀後,刊出時第一、二篇合併為一篇,因而見報只九篇。似意猶未盡,但也該擱筆了。《浮桴記》最後的四分之一篇幅,約一萬字,是談中央政策組中的一些人和事的,除李明?外,我少有觸及。這一部份也很有參考價值,藉此可知高層的一些運作細節和工作氣氛,觸類旁通,去了解一些公事大事。

我要感謝練乙錚!感謝他勇敢地坦率地寫了這一篇長文,讓我可以藉此得到一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並順他的思路,去回顧了回歸八年以來特區的種種。當然,我還有好一些並非由他引發出來的觀察和想法,沒有在讀後中寫出來。

據悉,這些讀後見報時,他不在港而往紐西蘭去了。希望他回港後,能夠讀到,並歡迎他公開或私下,提出對我的回應的回應。

(原載於二00五年七月十一至十五日、七月十八至二十一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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