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附錄：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捨命陪君子

司徒華

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鄭家富和我，於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飛抵溫哥華。李柱銘比我們早兩天出發，先去了西雅圖，也於同時飛抵溫哥華，與我們匯合；劉千石卻只在最後一站——多倫多，與我們三人合組成四人幫。

四月六日晚，馬丁飛日內瓦，出席人權委員會會議；我直飛返港，要趕上九日舉行的財政預算案辯論。阿石比我遲一天才回來；阿富仍留在多倫多，九日再到華盛頓，陪同馬丁領取「國家民主基金奬」，並會晤美國各政要，然後才一同返港。

在溫哥華與多倫多之間，以行程先後為序，我們到過以下八個城市籌款：卡加利、洛杉磯、沙加緬度、三藩市、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此外，還有三個城市，只去演講而沒有籌款的：加拿大卑詩省首府維多利亞、三藩市灣區的柏克萊和聖荷西。

在十八天內，我們走了十三個城市，可算是旋風之行。

披星戴月，馬可停蹄

行程的緊迫，可以用四句話、十六個字來形容：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馬不停蹄，分秒必爭。

從三藩市到紐約，是乘夜機，晚上十一時起飛，加上三小時時差，早上六時抵達。一下機便開始一連串活動。從紐約到華盛頓，班機因風雪停飛，改乘火車，早上六時便要趕到火車站。從華盛頓到波士頓，從波士頓到芝加哥，從芝加哥到多倫多，都是乘搭早機，凌晨四時左右，便要趕赴機場。

每到一個城市，活動都安排得密麻麻的：記者招待會，拜訪僑團，出席研討會、演講會、籌款餐會，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參與電台電視的直播節目，等等。馬丁、阿富和我，往往要兵分幾路，各自參與不同的活動。

疲勞達到了頂點，平均每晚大約只有四小時的睡眠。馬丁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竟在記者發問時，在電視機前睡着了，記者把問題問了三次，他才醒過來。他本就有一坐下來就可以睡着的本領，阿富和我在這次旅程，也練就了這本領。只有五分鐘的空暇，便可以坐着睡一睡。

我離港時，感冒還没有痊癒。到了溫哥華，第一天下午，演講時喝了冰水；病情立即加劇，喉嚨沙啞了，說不出話來。幸好帶備了藥品，連忙服食，竟能漸漸好了。馬丁說我的腎上腺特別發達，一忙起來，抖擻精神，便能驅除百病。

我已直趨古稀之齡，在這次旅程中，仍能經得起考驗，不負民主黨所託，完成了任務，自己也感到慶幸。我還可以和民主黨、支聯會年輕的弟兄姊妹們，一起戰鬥到勝利的一天罷？

老中青的三人組合

這次北美籌款之行，除了馬丁和我之外，應挑選誰同行呢？鄭家富是由我點名的，我不能不自評「慧眼識英雄」，找到了最佳人選，組成了最佳的三人組合。

馬丁的英語，說得漂亮極了。他極懂得西方人士的心理，演講時條分縷析，而且富有幽默感。我說廣東話和國語，講話較嚴肅、帶激情和有濃厚中國色彩。阿富亦莊亦諧，可用英語和廣東話為我們作補充。尤其是在主持拍賣籌款時，他能放下身段，使用逗笑的「屈」得就「屈」的渾身解數，屢創奇蹟，不斷突破拍賣籌款數字。我不知道他還有一副好喉嚨，擅唱張學友的歌曲。每次唱卡拉OK籌款時，他總叫聽眾不要閉上眼睛，否則便會誤以為張學友到了現場。

我們三人，是老中青的三結合。阿富自我介紹時說，我比他年長三十歲，馬丁比他年長二十歲，他是民主黨年青一代的代表，他此次隨行，是要讓海外僑胞，知道民主黨是有年青的一代接棒的。他年輕力壯，可以負責搬運行李；尤其是我，因為有腰患，非有他的幫忙不可。

我們除了個人的行李外，還有三大箱帶到各城市去的拍賣物品，重甸甸的，只有他才能搬得動。我還有十九幅已裱裝好的書法，綑成一紮要帶到各城市拍賣。這些書法不能寄艙，以防壓壞，必須隨身攜帶。

馬丁笑阿富說：你托住華叔「碌嘢」，走遍整個北美。這十九幅書法，都拍賣得很好的價錢，成為所籌得款項的一個很重要來源。這其中，有阿富的汗水，單就此事，就應大大記他一功。

李、鄭、司徒的講話

在旅途中，我們三人作過記不清那麼多次的講話，內容總不免有些是重複的，一些內容多次被講述。

馬丁常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戰犯的聆訊中，一名德國律師的作供。

這位律師說：當希特勒迫害共產黨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人；迫害工會人士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工會人士；迫害猶太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迫害天主教徒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基督教徒。最後，當他自己受到迫害時，也没有人為他說話了。

他還說到：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國有不少正直的法官。但納粹黨執政後，制訂惡法，不執行惡法的法官被處決，其他的便成為執行惡法的幫兇。他以此說明，立法與司法的關係，司法不能完全脫離立法而獨立公正。

阿富多次說到，他在律師行見過一位由隨從手提大批現金美鈔，來買樓的大陸人士。這人買屋，只坐車去兜一兜樓盤的所在地，不用下車，便一口氣買了多所豪宅。

他還說，是一個李姓的議員刺激了他從政的，但這人不是李柱銘。他在熒光幕看見那人左搖右擺、擦鞋轉軚的嘴臉，不甘心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被這樣的人操縱，於是毅然參選從政。

我較喜歡引經據典。我多次引用兩位美國獨立運動的傑出人士——富蘭克林和湯姆士．潘恩的對話。富蘭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是我家。」潘恩說：「何處無自由，何處是我在。」

他們取向不同，前者是投奔自由，後者是爭取自由；但理想是一致的——自由。移居海外的僑胞，他們走的是富蘭克林的道路；我們民主黨人，不撤退，要留在香港，走的是潘恩的道路。海外僑胞和我們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我還談到，這次來北美籌款，是為了儲糧過冬，不致在嚴冬餓死。香港的嚴冬，快要來到了。說到這裏，我便引用英國詩人雪萊的一句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冬天無論怎樣寒冷悠長，但冬天不會是永恆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我會因感觸而下淚，記者曾問我為甚麼這樣激動。我以艾青的詩句回答他們：「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從「借肚生仔」到「墮胎」

在各城市舉行的研討中，阿濃和孫國棟夫人的發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阿濃是香港的知名專欄作家，已移居溫哥華多年。從他口中，我才知道最近香港《明報》副刊版，多名作家如羅孚、張無忌、古德明、林超榮等的專欄已被停止的事。

阿濃在會場中站起來，慷慨陳詞。他說：有人以這些作家的寫作水準下降為理由，去封殺他們的專欄。這些作家，有些已在《明報》寫了十多年稿，為甚麼最近才發覺其水準下降呢？請看看取代他們的新專欄，是否水準都比他們好呢？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敢言，尤其是最近批評了鄧小平和董建華。以前，我們採取「借肚生仔」的策略，現在行不通了，因為有人要「墮胎」。他建議民主黨要辦自己的報紙，不少作家會為這份報紙義務寫稿。

「借肚生仔」這句話，是我最先提出來的。七三年文憑教師事件中，教師被傳媒圍剿，事後有人建議辦自己的喉舌。我認為這是很吃力的事，倒不如積極利用中立的報章，投稿去發表。針對這句話，阿濃現在提出了「墮胎」的危機。

對他的建議，當時我們只能回應，回港後去積極考慮。

孫國棟教授退休後，定居於加州的沙加緬度。在沙加緬度舉行的私人宴會，在三藩市舉行的研討和籌款餐會，他和夫人都來參加。

他有眼疾，不能駕車前來參加活動，是須勞煩他人接送的。他們的蒞臨，很使我感動。

在三藩市的研討中，一名會眾說：臨立會已既成事實，民主黨為甚麼還要這樣「嘥氣」和「勞氣」去反對呢？

這話剛完，只見白髮蒼蒼的孫夫人，顫巍巍地站起來，激憤地說：清人入關三百多年，是既成事實，孫中山先生為甚麼要閙革命？台灣割讓五十年，也是既成事實，為甚麼要光復？抗日戰爭，日寇佔我半壁河山，也是既成事實，為甚麼我們還要抗戰到底？這不是「嘥氣」和「勞氣」，而是有沒有正氣、骨氣和勇氣的問題！對不合理的既成事實，難道我們只能是忍氣吞聲嗎？

她的話，引起了長久的熱烈的掌聲。

表演節目各有特色

在各城市籌款餐會上，除了拍賣物品籌款外，我們三人都各自有籌款的表演節目。

阿富打頭陣，唱張學友的《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傳奇》。在卡城，他使出怪招，竟能一曲籌得一萬多元加幣。他有一位在卡城的慈幼同學，綽號「馬騮仔」，是一個寶石商，是一個很精靈趣怪的年青人。阿富要他上台合唱一曲，聲明要籌得一萬元。「馬騮仔」上台後，便逐個點在卡城的朋友也上台合唱，每個上台的人都捐六百元；再由已經上台的朋友去點別的朋友，一定要每人六百元六百元地湊足一萬元，結果是超額完成了。

馬丁的表演壓軸，他唱的是《Amazing Grace》。他聲明，他是在洗澡時唱這歌的，必須有花灑聲伴着才能唱得出。於是，阿當只好也上台，馬丁唱歌時，在旁發出「沙沙」花灑之聲。

我的表演是講故事，講的是一個頗有意思的童話，是我一九八七年在北京草委會宴會上講過的。高潮在童話的結尾，總引起陣陣的掌聲和哄笑。我給這童話的名稱是《老國王的最後抉擇》，如有機會再寫出來給讀者們讀一讀。

在拍賣物品，價錢要再作大突破時，阿富總說一個笑話，稍將氣氛和緩一下。他說的是，某立法局議員在發言時，把助理為他起草的發言稿中所提醒他的——「飲杯水先」的附註也讀了出來，並且在立法局的會議記錄上也寫下了。他這一招，大多收到奇效，價錢因而再上一層樓。

我也有一個笑話。某日凌晨，我回校上學去，途中被一個警察攔截查身分證。查過了，我問他：你不認得我嗎？他說：怎會不認得！不過，這麼早就碰到你，不知你是真的還是假的罷了。原來是真的。

我們這兩個笑話，都是真人真事。

李錄唱《血染的風采》

李錄是流亡海外民運學生中，學有所成的一個。考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從紐約移居洛杉磯，並在一所律師行任職。他來參加了我們的籌款餐會。

會上，拿出了兩幅我的書法來拍賣，第二幅是用四尺宣紙寫的一個大「壽」字。李錄出價競投，最後剩下他和一位僑胞出價。他喊出最後一個高價，是三千美元。這時候，那位僑胞說，他是買來送給正坐在他旁邊的母親的，並說，他提出的最後一個價錢是三千三百八十八美元。李錄聽了，就再沒有出價。他對工作人員說，他不願奪人所好而要成人之美，他雖然投不到這個「壽」字，但也捐出三千三百八十八元給民主黨，並即時填寫了支票。這幅字，實際上籌得了六千七百七十六元。

我帶去拍賣的書法，共十九張。這個「壽」字並不是賣得最高價錢的，拍賣得最貴的，是十九張最後的一張，在多倫多賣出，寫的是集聶鉗弩的詩句—「手提肝膽輪囷血，一笑心輕白虎堂」。競投這幅字的，是一位鄭老先生。他出價八千元加幣後，主持拍賣的鄒至慧小姐說，希望他能加價至一萬元，如果他願意出這價錢，席間每一個人都拿出廿元來。結果，鄭老先生答應了，其他人也都每人捐出廿元，使這幅字籌得二萬二千多元加幣。

在洛杉磯籌款餐會將結束時，李錄徇眾要求，上台和大家一起高歌一曲《血染的風采》。我對他說：想不到在這裏，和你一起高歌這首天安門廣場上的歌曲。

永記義工們的熱誠

我們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的義工為我們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如聯絡傳媒、籌組演講會、推銷餐券、安排拜訪僑團、安排車輛接送和我們住宿的地方，等等。他們不少人，是請了多天假的。我將永記他們的熱誠，他們的熱誠也可以說，就是對香港這第二故鄉的深情。

溫哥華是第一站，打響頭炮是很重要的。他們把我們運去的物品，再加以包裝，以便賣得更好價錢。例如：把尊子畫的民主黨十九位立法局議員的漫畫肖像，每套都用相簿裝上；我寫的印刷的四套書法（龔自珍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林則徐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秋瑾詩句：「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鲁迅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都裝上鏡框；李柱銘的競選海報，加配裱裝。他們這辦法很有效，其他城市也仿效了。

每一個城市活動結束後，立即把情況和經驗，用E-Mail傳到其他城市，起了交流和鼓舞的作用。波士頓特派專人乘飛機專程到紐約，觀察和汲取經驗，趕回去改善自己的籌備工作。

最後高潮在多倫多

在沙加緬度，為了節省費用去籌得更多錢，他們到多家餐館去募捐得餐會的全部食物，餐會以自助餐形式進行。在紐約，有人特地煲了老火靚湯給我們喝。在柏克萊，吳瑞卿女士準備了器材，來為我們作即時傳譯。在三藩市和波士頓，他們安排和陪同我們去宗親會拜祖。在卡加利，餐會結束後，已是深夜，他們還和我們座談，檢討工作。他們說，我們的籌款活動，加強了當地華人的聯繫和團結，使以後能更好地關懷和支持香港。多倫多的義工更人強馬壯，組織嚴密，會場工作人員都配備對講機，互相聯絡，維持秩序。

在多倫多的《加港心連心》演講會，是此行的最後一項活動，也是此行的最高潮。演講會收入場費十五元加幣，會場設八百個座位，但卻有一千一百多人來參加，不但座無虛席，兩旁通道和門外也站滿了人。講台兩旁，布置了兩個卡拉OK的大銀幕。

一開始是播放大銀幕出現影像的歌曲《獅子山下》。接着是我朗誦艾青的詩《我愛這土地》，也有影像配合。再接着是李柱銘、我、劉千石和鄭家富的簡短的演講。演講之後，是會眾提問和發表意見，但提問的少，發表意見的多。他們發表的，都是熱情鼓勵我們的話，有人說，假如回歸後我不再離開香港，他們一定會回來探望我。

演講會結束前，我們四人高歌《友誼之光》，以表示對僑胞的感謝；會眾高歌《東方之珠》，以表示對香港的懷念和對我們的鼓勵。這兩首歌曲，都被建議全體一同重唱。在重唱的歌聲中，籌備工作人員的溫偉耀、黃志華、李蘭菊等人，上台和我們握手擁抱道別。全場的人都眼裏飽含熱淚，許久許久不願離開會場，滿帶依依不捨之情。

「說有萬里山，隔阻兩地遙，雖不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改不了！」這是《友誼之光》最後一段歌詞，這時我才深深感受到它的感染力。此刻，那歌聲仍縈繞我的耳邊。

演講會一結束，馬丁便趕往機場，飛往日內瓦；我和在多倫多的哥哥、妹妹以及他們的家人共進晚餐，然後即飛返香港。回港後接到消息，單是多倫多所籌得的款項，已超過了二十萬元加幣。

跟蹤、辱罵和噪音

在第一站溫哥華的第一天，接送我們的義工，就告訴我們：出入的車輛，一直被跟蹤。其後，再告訴我們：在記者招待會、演講會和籌款餐會，都有生面人錄音和拍照。一些僑團中人，也接到勸告或恐嚇，不要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聽了，淡然置之。這樣的勸告和恐嚇，在其他城市也有。

抵達三藩市的上午，先到花園角去向民主女神像獻花。那裏已聚了十多個老人，把我們團團圍着，「漢奸」、「走狗」的辱罵中，夾雜着更多粗言穢語。鄭家富說笑地說，使他在多倫多的媽媽，不停地眼眉跳。其實，這些已是美國公民的老人，他們憑甚麼罵我們是漢奷；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罵別人為「漢奸」，也不應由他們來罵罷？

下午在假日酒店舉行研討會，我們到達時，有七八個人在門外，拉起同樣辱罵的橫額示威。演講會開了一半，有人說門外人數增加到三四十個。五時散會，我們離開酒店時，卻一個也看不見了。晚上，在舉行籌款餐會的酒家門外，也有孤零零的一個老人，用帶着鄉音的普通話不停地大叫「漢奸」、「走狗」、「丟臉」、「無恥」。我問那是甚麼鄉音，有人說是台灣口音，我聽了真正的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在溫哥華、三藩市、紐約、多倫多都接到電台的邀請，去做直播節目。所接聽到的噪音並不多，不到十分之一，比在香港接聽到的還要少得多。在紐約接到一個電話，為那些說粗言穢語的老人辯護，說他們文化水平不高，粗言穢語也是一種感情的表達。接着有一位老婦人打電話來，說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斥罵剛才來電的聽眾，「我叫佢去食屎」，並說願意送他一張機票回大陸去。我和阿富聽了，笑得彎起腰來。在多倫多，有一位說我們來籌款，但又住五星級酒店歎世界。我對他說，意見可以自由，事實不容歪曲，我們昨晚是睡地板的，我們住過哪一間五星級酒店呢？談到香港修訂公安條例，一位聽眾說，在加拿大也是申請批准才可以遊行，但即時被一位當地執業律師指出，他的話不符事實。

報章報道，在多倫多城市論壇式的活動中，有聽眾打起架來。我們在現場，看不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返港後接到那邊的消息說，不是因爭論而打架，而是在散會後，因為爭一件我們簽了名的紀念品而吵起來的。

永遠的記念和感謝

此行的十八天，是我此生難忘的一段經歷。我將會永遠記念和感謝，在此行中見過和未曾見過的每一位海外的朋友。在未來艱苦的日子中，回想起這段十八天的日子，遙望太平洋彼岸的眾弟兄姊妹們，我將會戰鬥得更堅定、更勇敢、更有信心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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