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附錄: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捨命陪君子

司徒華

北美籌款之行雜記

鄭家富和我,於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飛抵溫哥華。李柱銘比我們早兩天出發,先去了西雅圖,也於同時飛抵溫哥華,與我們匯合;劉千石卻只在最後一站——多倫多,與我們三人合組成四人幫。

四月六日晚,馬丁飛日內瓦,出席人權委員會會議;我直飛返港,要趕上九日舉行的財政預算案辯論。阿石比我遲一天才回來;阿富仍留在多倫多,九日再到華盛頓,陪同馬丁領取「國家民主基金奬」,並會晤美國各政要,然後才一同返港。

在溫哥華與多倫多之間,以行程先後為序,我們到過以下八個城市籌款:卡加利、洛杉磯、沙加緬度、三藩市、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此外,還有三個城市,只去演講而沒有籌款的:加拿大卑詩省首府維多利亞、三藩市灣區的柏克萊和聖荷西。

在十八天內,我們走了十三個城市,可算是旋風之行。

披星戴月,馬可停蹄

行程的緊迫,可以用四句話、十六個字來形容: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馬不停蹄,分秒必爭。

從三藩市到紐約,是乘夜機,晚上十一時起飛,加上三小時時差,早上六時抵達。一下機便開始一連串活動。從紐約到華盛頓,班機因風雪停飛,改乘火車,早上六時便要趕到火車站。從華盛頓到波士頓,從波士頓到芝加哥,從芝加哥到多倫多,都是乘搭早機,凌晨四時左右,便要趕赴機場。

每到一個城市,活動都安排得密麻麻的:記者招待會,拜訪僑團,出席研討會、演講會、籌款餐會,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參與電台電視的直播節目,等等。馬丁、阿富和我,往往要兵分幾路,各自參與不同的活動。

疲勞達到了頂點,平均每晚大約只有四小時的睡眠。馬丁有一次接受電視訪問,竟在記者發問時,在電視機前睡着了,記者把問題問了三次,他才醒過來。他本就有一坐下來就可以睡着的本領,阿富和我在這次旅程,也練就了這本領。只有五分鐘的空暇,便可以坐着睡一睡。

我離港時,感冒還没有痊癒。到了溫哥華,第一天下午,演講時喝了冰水;病情立即加劇,喉嚨沙啞了,說不出話來。幸好帶備了藥品,連忙服食,竟能漸漸好了。馬丁說我的腎上腺特別發達,一忙起來,抖擻精神,便能驅除百病。

我已直趨古稀之齡,在這次旅程中,仍能經得起考驗,不負民主黨所託,完成了任務,自己也感到慶幸。我還可以和民主黨、支聯會年輕的弟兄姊妹們,一起戰鬥到勝利的一天罷?

老中青的三人組合

這次北美籌款之行,除了馬丁和我之外,應挑選誰同行呢?鄭家富是由我點名的,我不能不自評「慧眼識英雄」,找到了最佳人選,組成了最佳的三人組合。

馬丁的英語,說得漂亮極了。他極懂得西方人士的心理,演講時條分縷析,而且富有幽默感。我說廣東話和國語,講話較嚴肅、帶激情和有濃厚中國色彩。阿富亦莊亦諧,可用英語和廣東話為我們作補充。尤其是在主持拍賣籌款時,他能放下身段,使用逗笑的「屈」得就「屈」的渾身解數,屢創奇蹟,不斷突破拍賣籌款數字。我不知道他還有一副好喉嚨,擅唱張學友的歌曲。每次唱卡拉OK籌款時,他總叫聽眾不要閉上眼睛,否則便會誤以為張學友到了現場。

我們三人,是老中青的三結合。阿富自我介紹時說,我比他年長三十歲,馬丁比他年長二十歲,他是民主黨年青一代的代表,他此次隨行,是要讓海外僑胞,知道民主黨是有年青的一代接棒的。他年輕力壯,可以負責搬運行李;尤其是我,因為有腰患,非有他的幫忙不可。

我們除了個人的行李外,還有三大箱帶到各城市去的拍賣物品,重甸甸的,只有他才能搬得動。我還有十九幅已裱裝好的書法,綑成一紮要帶到各城市拍賣。這些書法不能寄艙,以防壓壞,必須隨身攜帶。

馬丁笑阿富說:你托住華叔「碌嘢」,走遍整個北美。這十九幅書法,都拍賣得很好的價錢,成為所籌得款項的一個很重要來源。這其中,有阿富的汗水,單就此事,就應大大記他一功。

李、鄭、司徒的講話

在旅途中,我們三人作過記不清那麼多次的講話,內容總不免有些是重複的,一些內容多次被講述。

馬丁常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戰犯的聆訊中,一名德國律師的作供。

這位律師說:當希特勒迫害共產黨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人;迫害工會人士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工會人士;迫害猶太人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迫害天主教徒時,他不作聲,因為他不是基督教徒。最後,當他自己受到迫害時,也没有人為他說話了。

他還說到: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國有不少正直的法官。但納粹黨執政後,制訂惡法,不執行惡法的法官被處決,其他的便成為執行惡法的幫兇。他以此說明,立法與司法的關係,司法不能完全脫離立法而獨立公正。

阿富多次說到,他在律師行見過一位由隨從手提大批現金美鈔,來買樓的大陸人士。這人買屋,只坐車去兜一兜樓盤的所在地,不用下車,便一口氣買了多所豪宅。

他還說,是一個李姓的議員刺激了他從政的,但這人不是李柱銘。他在熒光幕看見那人左搖右擺、擦鞋轉軚的嘴臉,不甘心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被這樣的人操縱,於是毅然參選從政。

我較喜歡引經據典。我多次引用兩位美國獨立運動的傑出人士——富蘭克林和湯姆士.潘恩的對話。富蘭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是我家。」潘恩說:「何處無自由,何處是我在。」

他們取向不同,前者是投奔自由,後者是爭取自由;但理想是一致的——自由。移居海外的僑胞,他們走的是富蘭克林的道路;我們民主黨人,不撤退,要留在香港,走的是潘恩的道路。海外僑胞和我們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我還談到,這次來北美籌款,是為了儲糧過冬,不致在嚴冬餓死。香港的嚴冬,快要來到了。說到這裏,我便引用英國詩人雪萊的一句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冬天無論怎樣寒冷悠長,但冬天不會是永恆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我會因感觸而下淚,記者曾問我為甚麼這樣激動。我以艾青的詩句回答他們:「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從「借肚生仔」到「墮胎」

在各城市舉行的研討中,阿濃和孫國棟夫人的發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阿濃是香港的知名專欄作家,已移居溫哥華多年。從他口中,我才知道最近香港《明報》副刊版,多名作家如羅孚、張無忌、古德明、林超榮等的專欄已被停止的事。

阿濃在會場中站起來,慷慨陳詞。他說:有人以這些作家的寫作水準下降為理由,去封殺他們的專欄。這些作家,有些已在《明報》寫了十多年稿,為甚麼最近才發覺其水準下降呢?請看看取代他們的新專欄,是否水準都比他們好呢?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敢言,尤其是最近批評了鄧小平和董建華。以前,我們採取「借肚生仔」的策略,現在行不通了,因為有人要「墮胎」。他建議民主黨要辦自己的報紙,不少作家會為這份報紙義務寫稿。

「借肚生仔」這句話,是我最先提出來的。七三年文憑教師事件中,教師被傳媒圍剿,事後有人建議辦自己的喉舌。我認為這是很吃力的事,倒不如積極利用中立的報章,投稿去發表。針對這句話,阿濃現在提出了「墮胎」的危機。

對他的建議,當時我們只能回應,回港後去積極考慮。

孫國棟教授退休後,定居於加州的沙加緬度。在沙加緬度舉行的私人宴會,在三藩市舉行的研討和籌款餐會,他和夫人都來參加。

他有眼疾,不能駕車前來參加活動,是須勞煩他人接送的。他們的蒞臨,很使我感動。

在三藩市的研討中,一名會眾說:臨立會已既成事實,民主黨為甚麼還要這樣「嘥氣」和「勞氣」去反對呢?

這話剛完,只見白髮蒼蒼的孫夫人,顫巍巍地站起來,激憤地說:清人入關三百多年,是既成事實,孫中山先生為甚麼要閙革命?台灣割讓五十年,也是既成事實,為甚麼要光復?抗日戰爭,日寇佔我半壁河山,也是既成事實,為甚麼我們還要抗戰到底?這不是「嘥氣」和「勞氣」,而是有沒有正氣、骨氣和勇氣的問題!對不合理的既成事實,難道我們只能是忍氣吞聲嗎?

她的話,引起了長久的熱烈的掌聲。

表演節目各有特色

在各城市籌款餐會上,除了拍賣物品籌款外,我們三人都各自有籌款的表演節目。

阿富打頭陣,唱張學友的《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傳奇》。在卡城,他使出怪招,竟能一曲籌得一萬多元加幣。他有一位在卡城的慈幼同學,綽號「馬騮仔」,是一個寶石商,是一個很精靈趣怪的年青人。阿富要他上台合唱一曲,聲明要籌得一萬元。「馬騮仔」上台後,便逐個點在卡城的朋友也上台合唱,每個上台的人都捐六百元;再由已經上台的朋友去點別的朋友,一定要每人六百元六百元地湊足一萬元,結果是超額完成了。

馬丁的表演壓軸,他唱的是《Amazing Grace》。他聲明,他是在洗澡時唱這歌的,必須有花灑聲伴着才能唱得出。於是,阿當只好也上台,馬丁唱歌時,在旁發出「沙沙」花灑之聲。

我的表演是講故事,講的是一個頗有意思的童話,是我一九八七年在北京草委會宴會上講過的。高潮在童話的結尾,總引起陣陣的掌聲和哄笑。我給這童話的名稱是《老國王的最後抉擇》,如有機會再寫出來給讀者們讀一讀。

在拍賣物品,價錢要再作大突破時,阿富總說一個笑話,稍將氣氛和緩一下。他說的是,某立法局議員在發言時,把助理為他起草的發言稿中所提醒他的——「飲杯水先」的附註也讀了出來,並且在立法局的會議記錄上也寫下了。他這一招,大多收到奇效,價錢因而再上一層樓。

我也有一個笑話。某日凌晨,我回校上學去,途中被一個警察攔截查身分證。查過了,我問他:你不認得我嗎?他說:怎會不認得!不過,這麼早就碰到你,不知你是真的還是假的罷了。原來是真的。

我們這兩個笑話,都是真人真事。

李錄唱《血染的風采》

李錄是流亡海外民運學生中,學有所成的一個。考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從紐約移居洛杉磯,並在一所律師行任職。他來參加了我們的籌款餐會。

會上,拿出了兩幅我的書法來拍賣,第二幅是用四尺宣紙寫的一個大「壽」字。李錄出價競投,最後剩下他和一位僑胞出價。他喊出最後一個高價,是三千美元。這時候,那位僑胞說,他是買來送給正坐在他旁邊的母親的,並說,他提出的最後一個價錢是三千三百八十八美元。李錄聽了,就再沒有出價。他對工作人員說,他不願奪人所好而要成人之美,他雖然投不到這個「壽」字,但也捐出三千三百八十八元給民主黨,並即時填寫了支票。這幅字,實際上籌得了六千七百七十六元。

我帶去拍賣的書法,共十九張。這個「壽」字並不是賣得最高價錢的,拍賣得最貴的,是十九張最後的一張,在多倫多賣出,寫的是集聶鉗弩的詩句—「手提肝膽輪囷血,一笑心輕白虎堂」。競投這幅字的,是一位鄭老先生。他出價八千元加幣後,主持拍賣的鄒至慧小姐說,希望他能加價至一萬元,如果他願意出這價錢,席間每一個人都拿出廿元來。結果,鄭老先生答應了,其他人也都每人捐出廿元,使這幅字籌得二萬二千多元加幣。

在洛杉磯籌款餐會將結束時,李錄徇眾要求,上台和大家一起高歌一曲《血染的風采》。我對他說:想不到在這裏,和你一起高歌這首天安門廣場上的歌曲。

永記義工們的熱誠

我們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的義工為我們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如聯絡傳媒、籌組演講會、推銷餐券、安排拜訪僑團、安排車輛接送和我們住宿的地方,等等。他們不少人,是請了多天假的。我將永記他們的熱誠,他們的熱誠也可以說,就是對香港這第二故鄉的深情。

溫哥華是第一站,打響頭炮是很重要的。他們把我們運去的物品,再加以包裝,以便賣得更好價錢。例如:把尊子畫的民主黨十九位立法局議員的漫畫肖像,每套都用相簿裝上;我寫的印刷的四套書法(龔自珍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林則徐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秋瑾詩句:「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鲁迅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都裝上鏡框;李柱銘的競選海報,加配裱裝。他們這辦法很有效,其他城市也仿效了。

每一個城市活動結束後,立即把情況和經驗,用E-Mail傳到其他城市,起了交流和鼓舞的作用。波士頓特派專人乘飛機專程到紐約,觀察和汲取經驗,趕回去改善自己的籌備工作。

最後高潮在多倫多

在沙加緬度,為了節省費用去籌得更多錢,他們到多家餐館去募捐得餐會的全部食物,餐會以自助餐形式進行。在紐約,有人特地煲了老火靚湯給我們喝。在柏克萊,吳瑞卿女士準備了器材,來為我們作即時傳譯。在三藩市和波士頓,他們安排和陪同我們去宗親會拜祖。在卡加利,餐會結束後,已是深夜,他們還和我們座談,檢討工作。他們說,我們的籌款活動,加強了當地華人的聯繫和團結,使以後能更好地關懷和支持香港。多倫多的義工更人強馬壯,組織嚴密,會場工作人員都配備對講機,互相聯絡,維持秩序。

在多倫多的《加港心連心》演講會,是此行的最後一項活動,也是此行的最高潮。演講會收入場費十五元加幣,會場設八百個座位,但卻有一千一百多人來參加,不但座無虛席,兩旁通道和門外也站滿了人。講台兩旁,布置了兩個卡拉OK的大銀幕。

一開始是播放大銀幕出現影像的歌曲《獅子山下》。接着是我朗誦艾青的詩《我愛這土地》,也有影像配合。再接着是李柱銘、我、劉千石和鄭家富的簡短的演講。演講之後,是會眾提問和發表意見,但提問的少,發表意見的多。他們發表的,都是熱情鼓勵我們的話,有人說,假如回歸後我不再離開香港,他們一定會回來探望我。

演講會結束前,我們四人高歌《友誼之光》,以表示對僑胞的感謝;會眾高歌《東方之珠》,以表示對香港的懷念和對我們的鼓勵。這兩首歌曲,都被建議全體一同重唱。在重唱的歌聲中,籌備工作人員的溫偉耀、黃志華、李蘭菊等人,上台和我們握手擁抱道別。全場的人都眼裏飽含熱淚,許久許久不願離開會場,滿帶依依不捨之情。

「說有萬里山,隔阻兩地遙,雖不見面,心中也知曉,友誼改不了!」這是《友誼之光》最後一段歌詞,這時我才深深感受到它的感染力。此刻,那歌聲仍縈繞我的耳邊。

演講會一結束,馬丁便趕往機場,飛往日內瓦;我和在多倫多的哥哥、妹妹以及他們的家人共進晚餐,然後即飛返香港。回港後接到消息,單是多倫多所籌得的款項,已超過了二十萬元加幣。

跟蹤、辱罵和噪音

在第一站溫哥華的第一天,接送我們的義工,就告訴我們:出入的車輛,一直被跟蹤。其後,再告訴我們:在記者招待會、演講會和籌款餐會,都有生面人錄音和拍照。一些僑團中人,也接到勸告或恐嚇,不要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聽了,淡然置之。這樣的勸告和恐嚇,在其他城市也有。

抵達三藩市的上午,先到花園角去向民主女神像獻花。那裏已聚了十多個老人,把我們團團圍着,「漢奸」、「走狗」的辱罵中,夾雜着更多粗言穢語。鄭家富說笑地說,使他在多倫多的媽媽,不停地眼眉跳。其實,這些已是美國公民的老人,他們憑甚麼罵我們是漢奷;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罵別人為「漢奸」,也不應由他們來罵罷?

下午在假日酒店舉行研討會,我們到達時,有七八個人在門外,拉起同樣辱罵的橫額示威。演講會開了一半,有人說門外人數增加到三四十個。五時散會,我們離開酒店時,卻一個也看不見了。晚上,在舉行籌款餐會的酒家門外,也有孤零零的一個老人,用帶着鄉音的普通話不停地大叫「漢奸」、「走狗」、「丟臉」、「無恥」。我問那是甚麼鄉音,有人說是台灣口音,我聽了真正的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在溫哥華、三藩市、紐約、多倫多都接到電台的邀請,去做直播節目。所接聽到的噪音並不多,不到十分之一,比在香港接聽到的還要少得多。在紐約接到一個電話,為那些說粗言穢語的老人辯護,說他們文化水平不高,粗言穢語也是一種感情的表達。接着有一位老婦人打電話來,說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斥罵剛才來電的聽眾,「我叫佢去食屎」,並說願意送他一張機票回大陸去。我和阿富聽了,笑得彎起腰來。在多倫多,有一位說我們來籌款,但又住五星級酒店歎世界。我對他說,意見可以自由,事實不容歪曲,我們昨晚是睡地板的,我們住過哪一間五星級酒店呢?談到香港修訂公安條例,一位聽眾說,在加拿大也是申請批准才可以遊行,但即時被一位當地執業律師指出,他的話不符事實。

報章報道,在多倫多城市論壇式的活動中,有聽眾打起架來。我們在現場,看不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返港後接到那邊的消息說,不是因爭論而打架,而是在散會後,因為爭一件我們簽了名的紀念品而吵起來的。

永遠的記念和感謝

此行的十八天,是我此生難忘的一段經歷。我將會永遠記念和感謝,在此行中見過和未曾見過的每一位海外的朋友。在未來艱苦的日子中,回想起這段十八天的日子,遙望太平洋彼岸的眾弟兄姊妹們,我將會戰鬥得更堅定、更勇敢、更有信心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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